每個時代的藝術，都與當時盛行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聯系。這種聯系的必然結果是：藝術作品中的英雄原型與時代需求相重合，如果已經落伍，那就拆解它。

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

幾千年來，中國極富浪漫主義的作品不少，甯浩偏愛的卻是僅此一位的平民英雄形象——孫悟空，因為隻有他不是士大夫。《心花路放》裡，耿浩站在井上被迫唱起《敢問路在何方》，loser開始一路悟道；《瘋狂的外星人》裡，耿浩扯下外星人的“金箍”，把它作為猴來馴化。

文無定法、章有可循，不隻是文學名著，對諸多經典類型常規的戲虐性颠覆，讓各種借來的元素在戲仿、混亂、巧合中植入中國人内心深處的現實經驗，是甯浩一貫的标志性特征。雖然甯浩10年前從《鄉村教師》中獲得創作的靈感，但在《瘋狂的外星人》中似乎已難覓原著蹤影，劉慈欣的科幻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創新的出發點和供中國科幻形成類型的道路。

“活人不能讓尿憋死”，是我們生活和文化的勝利

甯浩認定《鄉村教師》的荒誕性刺激了自己對中國科幻的創作欲望，即便劉慈欣本人都覺得小說和電影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劉慈欣帶着全家人一起看了《瘋狂的外星人》後，給甯浩發了一條很長的信息，談到外星人喝酒那場戲的時候，他在短信裡說：

“……其實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在稀裡糊塗當中産生誤會，然後在稀裡糊塗當中解決誤會……”

這來自于中國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韌性，師承西南猴王的耿浩是個沒人看的“耍猴的”，一心要發大财的大飛是個拿不到代理權的“賣酒的”，他們是被高速發展的信息化時代抛在身後的落伍人，生活的尊嚴被小人物身份的局限和無奈消磨着。

但那又怎麼樣呢？在接受筆者專訪時，甯浩感歎道：“無論什麼階層，身上都有好死不如賴活着的精神，車到山前必有路，我怎麼樣都能處理過危機。我不相信那種故事，王子和公主過着幸福的生活，我覺得那是蒙人、騙小孩的。”

從處女作《香火》起，甯浩總是讓有信仰的人獲得一種莫名其妙的勝利，颠覆固有的鄙視鍊。中國人不是沒信仰，是沒具體化。耿浩耍猴有對祖先的傳承，有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的信念。在這裡，“活人不能讓尿憋死”的模糊信仰外化為五畜奶奶，精神勝利法貫穿全片，支撐始終如一的行動目标。

以至于外星人和西方人也被囊入甯浩式的故事程式中，無論發生多少沖突，每一個人終歸走在自己的軌道上：外星人喝醉了還要拿着基因返航，C國特工拎着鑼繼續尋找高等文明，唯一的改變是被中國文化同化了。

甯浩曾在采訪中表示：“每次拍電影之前我都喜歡給自己一個命題，我到底要在影片中解決什麼問題。”對于《瘋狂的外星人》而言，背負着兩個使命：其一是用喜劇的方式來講大的話題；其二，生物特效是全球難度最高的，他想試試當下技術的完成度。

為了把科幻拉進現實，颠覆“猴-中國人-C國特工-外星人”的階級分化，這個故事前前後後寫了9年，一遍一遍地寫，一遍一遍地推翻，要麼太像好萊塢電影，要麼被某種東西綁架，不特别，也不中國。

“這就是一種我們生活的勝利，我們文化的勝利。”耍猴、白酒、火鍋等國粹是一方面，另一個出發點是專屬于中國的科幻電影，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中國動畫師做不出高水平的生物特效、外國動畫師聽不懂中國式情緒。

較大的工業基礎差距下，甯浩還是選擇了幾個不同國家的團隊。随之而來的是令人抓狂的溝通成本，合作夥伴分布在美國、印度、馬來西亞，睡眠時間被大量積壓。另外，他們的情緒很少有多層次的表達，徐峥的面部表情采集完之後，精細的部分還要靠甯浩自己修正。起初是提供大量的影像資料，但每調試一版就要等十天半個月，甯浩隻能親自示範。

以外星人挨了一鞭子知到痛為例，外星人之前沒有挨過揍，對痛并不理解，從慢慢轉頭看自己的胳膊，到産生新奇的感覺，再到痛感傳遞脖子、頭，才到疼得不行，産生身體的扭曲。甯浩至少演了30遍，特效團隊産出五六十個表情，“即便是這樣，也隻做到了我心目中的70%。”

“需要提高本土的制作力量，讓理解本土文化的團隊掌握最尖端的技術。”甯浩感慨。

中國文化與好萊塢電影碰撞後，“This is China”

從《瘋狂的石頭》到《瘋狂的外星人》，甯浩作為作者導演的品牌價值在不斷釋放。根據他的說法，類型片和作者論并不對立，大多數作者導演都是在創造類型，他人将其對類型的探讨做成可複制的模式和套路，關鍵在于導演的審美是否值得被類型化、風格能否貫穿始終。

對照好萊塢科幻電影、特工電影的故事模型與文化内涵，《瘋狂的外星人》表現的後現代性是獨一份。如果說好萊塢導演用軟科幻硬寫實包裝末世情結，激化人類的危機意識，那麼從荒誕主義出發，把中國文化、西方文化、ET文化都當作元素重新整合，“美國的樹移過來，長成什麼樣，應該由這片土地上的人決定。”

所以，借助類型是培育種子，讓每一個笑背後所傳遞的意義更有養分。幽默的深度不應由簡單的台詞、動作搭建起來，為了意義發笑和為了搞笑發笑是兩件事情。比如沈騰給特工散煙是中國人正常的待客之道，但美國是禁煙的民族；特工阿凱看到中國人就說粵語，因為在他的語境中接觸到的大量中國人都是香港人、廣東人；外星人拿骰盅、倒酒，做熟了KTV裡那套活兒……這些兩種文化間碰撞和逆轉的荒謬性，更加引人深思。

當約翰來到世界公園，看到這個集世界之大成的土地，立于方寸之間便可縱覽世界，異常崩潰。就像《瘋狂的外星人》本身，它有科學幻想、外星生命、超能力，卻非傳統意義上的科幻片，它不需要大場面、拯救世界、浪漫愛情。

“我一定要拍一個美國人拍不了的，才是有意思的、有挑戰性的，我會特别high。”甯浩吐露着野心，所有好的電影都是不可取締的，比如黑澤明的《七武士》，美國翻拍好幾次都不成功。

大國崛起語境下，以《戰狼2》《紅海行動》《大聖歸來》等代表的民族情結刻畫越來越多，為中國本土的文藝複興堆砌地基。文化自覺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性，經濟基礎走到一定程度自然就産生了“我是誰”、“什麼代表我”的問題。外星人燒掉人民币、耍着金槍鎖喉即是甯浩的回答，國粹雖然古老但仍是我們文化的構成根本，是我們獨特的标簽。

在與筆者的對話中，甯浩十分樂意探讨其他導演的作品，《瘋狂外星人》裡也能看到《喜劇之王》的經典台詞“我養你啊”，以及《邪不壓正》在屋頂騎自行車的經典場面，甯浩直言，“我喜歡周星馳先生的電影，我也喜歡姜文導演的電影，他們都是聰明人，緻敬一下，挺好。”

至于關于“中國科幻元年”是業内的自嗨，甯浩一改話鋒，笑着說：“大家都這麼說，我也可以表示同意。”中國科幻電影一直缺乏一部标杆性的作品，但不能否認此前諸多導演所做的探索，他解釋道，尊重每個創作者是基本的道德。

值得拍成電影的東西不多，“我現在想休息了”

在2019年，回看十幾年的創作曆程，甯浩感歎：“《黃金大劫案》是對美式電影的研究，從《心花路放》開始走向成熟，而《瘋狂的外星人》是目前我拍過最好的一部，它算是一部電影。“

毋庸置疑，甯浩花了9年時間寫了一個曲折離奇、高潮叠起的傳奇故事，它延續了作者一貫的現實主義荒誕劇風格。與“瘋狂”系列前兩部的極緻颠覆不同，多線叙事的複雜結構帶來的空間擴大、時間感消失愈加弱化，最直接的觀感是：夠high，不花哨。不過，在一些觀衆看來，飛船掉進江裡無人知曉、猴從實驗室逃出無人阻攔似乎不夠嚴謹。

“相對于我要講的問題，說這些是浪費時間的事情。”實際上，前因後果和詳細的動作分解不是沒有拍，甯浩認為，“我的觀衆都是聰明的，隻需要把最重要的部分拿給他們看，就是關于文化錯位的趣味性。”

當然，文青的評價體系與商業片闡釋維度的錯位則讓甯浩感覺有點懵。按照他在影院收到的反饋，觀衆看得懂精心設計的漫不經心，知道什麼時候笑、什麼時候沉默。

事實上，人物情感關系建構的缺席，讓以合家歡為觀影目的的觀衆找不到中國式親子關系、愛人關系的情感共鳴、情緒出口。

解構之後，便期待着新一輪的建構。而荒誕主義不需要建構，拆解本身就是意義，這些巧合看似是鬧劇式和遊戲化的，其因果關聯具有多元化和複雜性，但幾乎每一個巧合都折射出了衆生心态和市井現實，荒誕感源自于混亂、困擾而又屈辱的現實經驗和底層信仰。

與觀衆建立情感上的勾連不止于描寫情感，增加叙事的厚度，凸顯人文價值、确立正确的主控思想，賦予商業娛樂電影更加接近主流文化的思想内涵，甯浩的文化企圖着眼于更深層次滿足觀衆的需求。但春節檔觀衆的多種多樣意味着需求的多種多樣，更多人僅止于娛樂性的無限放大，對荒誕性的理解被囿于小品思維。

“《戰狼2》《流浪地球》的成功肯定會引導很多新類型的探索。”甯浩眼中的2019電影市場将是百花齊放的，至于他自己則想暫停休整，“《瘋狂的外星人》結束後，‘瘋狂’系列就可以不拍了。值得拍成電影的東西不多，浪費大家時間、沒啥意義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