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這部劇也有段時間了，現在用bullet points整理下我的觀點和其他的材料。
-本劇播的不是曆史，是相當一部分21世紀德國人對于徳三的集體記憶。
-這部劇受衆是相當一部分當代德國人，是這些人無法直面這段曆史的産物，但如果沒有徳三史相關儲備知識，很容易被本劇誤導。
-創作者經常标榜還原曆史、做了研究，但多次出現了可以說得上是淡化徳三罪行的曆史錯誤，下面為部分例子：
1. 當被問及劇中主角團之間的友誼是否真實，曆史學家、《第三帝國三部曲》的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回答：“我一點都不覺得真實，1941年這些孩子應該20-21，他們應該在辣脆時代長大，在辣脆時代度過少年時期，他們應該是洗頭佬青年團成員，他們應該經曆過教育系統，被戈培爾辣脆宣傳機器的宣傳轟炸過，所以他們應該被灌輸了更多ideology，他們不應該和猶太人交朋友，到1941年這幾乎不可能。這些孩子是從今天的德國穿越回1941年的。”
2. 德國猶太人在36年就被禁止騎自行車，蘇德戰争爆發時，16-65歲的猶太男人已經在從事強制勞動，大部分被迫住在jew house。劇中維克多在柏林騎自行車，和朋友們大喊Shalom是荒謬的。
3. 劇組邀請了波蘭史學家，波蘭史學家表示劇中波蘭遊擊隊搶德國人運輸猶太人到奧斯維辛的火車橋段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劇組選擇忽視了波蘭史學家的建議。
-波蘭抵抗組織被描繪的比普通德國人還反猶，史學家David Cesarani表示本劇波蘭抵抗組織普遍反猶态度不真實，這點也在波蘭國内引發了大量抗議，波蘭駐柏林大使館、駐英大使也提出了抗議，發行公司ZDF被波蘭抵抗組織老兵起訴歪曲事實，ZDF敗訴，被要求道歉。
-對很多國防軍在東線的罪行語焉不詳，對蘇聯士兵的刻畫符合Asiatic Horde論，引發俄羅斯政府緻函德國大使抗議，對蘇聯平民和遊擊隊的刻畫也充滿了問題，真實案例是德國人搶了蘇聯平民的一頭牛，蘇聯人反抗，德國人吊死了村裡50-100個人，男女皆有。
-毫無新意，國防軍角色基本就是在重複西德50年代的電影。史學家Omer Bartov在Celluloid Soldiers: Cinematic Images of the Wehrmacht一文中形容這類型國防軍角色為：“這些賽璐璐英雄被剝奪了ideological動機，對園首的強烈忠誠，對帝國敵人強烈的冷酷無情，和國防軍士兵普遍的殘忍和虛無主義。“
-紐約時報的影評《一節曆史課，但用噴槍修飾過》翻譯：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4775701340357955&_wb_client_=1
-下面是我的嘴替，期刊論文《無辜的行兇者：我們的父輩中對‘德國受害者論‘的描繪》翻譯節選：
· Citation： Lukas Meissel (2022) The Innocent Perpetrators: The Portrayal of ‘German Victimhood’ in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Generation War) (2013), The Journal of Holocaust Research, 36:2-3, 146-163, DOI: 10.1080/25785648.2022.2071196
· 這部電影代表了德國電影中更廣泛的“和過去和解”的當代發展，關注德國的困境而不是行兇者或辣脆受害者。在銀幕之外，《我們的父輩》的本意不僅僅是一部電視迷你劇，而是一個多媒體曆史事件：它的首播伴随着紀錄片、網站、數字圖畫小說，以及各種報紙文章、采訪和電視轉播小組讨論。
· 格蕾塔的故事表明所有四個非猶太人主角都被描繪非ideological，與真正意義上的邪惡行兇者相比，比如 SS-Sturmbannführer Dorn。“ 真正的辣脆分子”和“普通德國人”之間泾渭分明，這種主題在該系列背後的公司 Team Worx 作品中常見。
· 耐人尋味的是，她們（指兩個女性主角）在電影中的描述更符合辣脆傳播的性别刻闆印象，而非對女性犯罪者和參與辣脆暴行的女性的曆史研究。該節目回避反思女性自願參加戰争和holocaust背後的ideological動機。
·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代表戰争一代的五個朋友中，沒有辣脆分子或反猶分子，而是被卷入糟糕情況的無辜年輕人受到創傷，無論是戰鬥、遺棄、背叛，甚至謀殺。主人公犯罪，但他們不情願地這麼做，也沒有自己的議程。尤其是女性角色，關于她們行為的政治影響被明确描繪為天真。戰争的情況，不是他們的自由意志，改變了他們。他們成為行兇者，但依舊在意圖上無辜的。戰争一代被描繪為參與辣脆暴行，但最終不為它們負責。在對電視迷你劇的早期評論中，曆史學家Ulrich Herbert聲稱這部電影展示了德國人希望他們過去是什麼樣的，而不是講述關于這一特定一代的準确故事。
· Hofmann 和 Team Worx 在《我們的父輩》之前根據曆史事件改編的電視電影和節目，包括一部關于德國人逃離東德的電影（Der Tunnel，2001），一部關于德累斯頓大轟炸（Dresden，2005 年），以及1945 年一家德國人逃離紅軍的故事（Die Flucht，英文版本為 March of the Millions，2007 年）。
· 所有三個——Dresen、Die Flucht 和 《我們的父輩》都故意模糊現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暗指這是德國過去的真實表示。此外，它們是關注德國困境而不是關注德國罪行的電影大趨勢的一部分。
· 戰争的目的和動機沒有被讨論——它在迷你劇中沒有起源或原因；它隻是發生。每當涉及核心人物組的代表在犯罪時，她或他在壓力下不情願地這樣做。就像猶太角色維克托被受害者化一樣，非猶太主角也受到戰争的創傷；德國受害者論團結了整整一代人。
· Katherine Stone是個例外：盡管指出曆史不準确處，她稱贊《我們的父輩》并強調它“在挑戰标準識别模式方面取得成功，通過鼓勵觀衆同情那些投身于民族主義的人物，我們今天對這些價值觀深深懷疑.”
· Magdalena Saryusz-Wolska 和 Carolin Piorun 點出這種叙述——年輕的德國人是不關心政治、和辣脆沒有聯系的男人和女人——僅僅被征召參加了一場可怕的戰争，構成了一個在第三帝國垮台後幾年裡已經層出不窮的主題。
· 曆史學家Volker Benkert 強調，所謂的關于德國困境的禁忌，也是圍繞 《我們的父輩》的公開讨論的一部分，實際上從未存在過。
· Helmut Schmitz認為，《我們的父輩》建立了一個把創傷作為德國當代曆史核心要素的叙事，通過結合兩個之前分離的視覺表現模式：曆史主義模式，如《帝國的毀滅》 和《德累斯頓》，以及當代影視劇的創傷美學，例如《拯救大兵瑞恩》和《兄弟連》
· -David Wildermuth 的評論突出了該系列對于德國苦難的關注，指出它忽略了辣脆對蘇聯的滅絕戰争和holocaust。這些曆史空白在俄羅斯引起了争議。俄羅斯聯邦通過内政部緻函德國大使館對這部電影表示不滿。這也被俄羅斯曆史學會響應了，其會長是文化部長。俄羅斯評論家突出了紅軍士兵幾乎完全被描繪成殺人犯和qj犯，并認為這種表現形式與辣脆傳播的蘇聯刻闆印象一緻。
· 為了回應早期來自波蘭的批評，ZDF 制作了一部關于德國占領波蘭的紀錄片，與 《我們的父輩》不同，它沒有獲得黃金時段的位置：它在晚上11:45被播放了一次。
· 波蘭和俄羅斯的辯論強調了《我們的父輩》是是優先為德國觀衆準備的。除了旨在讓德國家庭之間讨論戰争，它的目的不是激發德國人與在德國占領下遭受苦難的國家和地區的公民之間的對話。
· 《我們的父輩》的創作者們特意指出本劇受到了《兄弟連》的啟發。
· 《我們的父輩》 的意圖顯然不僅僅是經典娛樂，這使它成為一個有趣的分析案例：它面向整個家庭并想激發關于戰争一代的讨論。它的發布伴随着教育和紀錄片，将電影的叙事轉化為積極的紀念和學習行為，通過直接提及holocaust教育的關鍵方面：在學校使用電影來發起關于曆史的讨論和項目，提出與該主題相關的問題。最後，電影列出了每個角色的出生和死亡年份，除了威爾漢姆的死亡日期，反映了啟動德國家庭跨代讨論的目标，包括與戰争一代還活着的成員的讨論。很方便的，據說還活着的威爾漢姆，是個逃兵。
· 創建德國版的Shoah Foundation最終結合了Holocaust Study和德國“統一”後的現代“浪漫民族主義”的記憶，為構建基于集體苦難的德國記憶創造了曆史土壤。（劇組騷操作還有很多就沒翻了，就是各種出網站啊博客啊新聞啊想要把電影和他們眼中的曆史連接起來）
· 《我們的父輩》是這種話語的産物，傳播打破所謂的禁忌：談論德國戰争中的創傷和苦難。它在Holocaust記憶方面尤其有問題，因為它傳播這種叙述，通過提及holocaust電影及其伴随的教育活動。德國人，無論他們是國防軍軍官還是猶太被驅逐者，被“融合”成為一個受害者社區，構成了德國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過去和解）新趨勢的基礎。
· 最終，沒有人負責或被追究責任。在系列劇的結尾，溫特兄弟向他們的辣脆上司開槍，而 SS-Sturmbannführer Dorn 被美國人招募。換言之，行兇者從德國社會和曆史中消失。留下來的都是國防軍軍官變成逃兵，在蘇聯野戰醫院工作的護士，還有一個回到柏林的猶太人。他們似乎受到了創傷，但他們作為朋友再次相遇，作為被創傷經曆統一起來的一代人。
· 它作為诠釋自己家庭故事的藍圖，解釋戰争，辣脆主義，特别是行兇者。戰争一代是被輕描淡寫地表現為不關心政治、善良、有點自由——畢竟，他們是一個年輕猶太男人的朋友，并聽爵士樂。相比之下，辣脆是虐待狂和憤世嫉俗者。他們是“另一個”，因為他們沒有出現在代表這一代的核心主要角色組中。因此，他們也不需要成為該系列旨在發起的家庭讨論中的一部分。
· 《我們的父輩》将德國人的和猶太人的經曆一起表現，引導觀衆得出他們沒很不同的結論。拉脆的和辣脆ideology和反猶主義的消失使戰争一代可以平滑地轉變成新德國戰後的現實
· 該系列中的角色發展反映了這種向新受害者共同體的轉變：心懷善意的無辜年輕德國人被迫參戰，這改變了他們。他們在戰争期間的經曆，他們對此無控制，導緻他們做出可怕的事情。戰争使他們成為犯罪的同謀，或者使他們反對該政權，但根據該系列，這并沒有使他們成為行兇者。與被描繪成一維施虐殺人犯的ss男子相比，“普通”和“非拉脆”的德國角色被呈現為被動個體。他們參與犯罪并沒有被否認，而是被以非常具體的方式呈現：參與辣脆暴行的德國人也是這種情況的受害者。與所謂的ss虐待狂和反猶波蘭人不同，他們被迫犯下的罪行的道德重量所折磨。這種角色發展呼應姬督教處理罪的教條：從内疚到認罪，從認罪到寬恕——從寬恕到救贖。
· 據馬克·西爾伯曼說，德國婦女被憤怒的蘇聯士兵qj的主題代表了受害——“天真善良的德國女人的受害者化和德意志民族的戰敗”，是戰後西德電影中常見的電影比喻。此外，蘇聯平民、士兵被描繪成“無動于衷、匿名和原始”的形象，這與德國士兵們在戰争期間的蘇聯人統稱為 der Russe相呼應。
-總之真的沒必要過度吹捧這劇，它所傳遞的思想不值得，fxs戰敗國沒資格用普世反戰價值。
-關于真實的東線、東線的戰争罪、普通德國軍警及他們的心理狀态研究可以參考以下書籍，不建議參考回憶錄，回憶錄多有美化：
· 《The Indoctrination of the Wehrmacht: Nazi Ideology and the War Crimes of the German Military 》by Bryce Sait
· 《Hitler’s Army：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by Omer Bartov
·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by Christopher Browning
· 《Soldaten：On Fighting，Killing，and Dying》by Sonke Neitzel, Harald Welzer, et al.
· 《Comrades: The Wehrmacht from Within》by Felix Romer
· “Reconceiving Criminality in 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2” From 《Mass Violence in Nazi-Occupied Europe》by Alex J. Kay and David Stahel
· 《Nazi Policy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Total War, Genocide, and Radicalization》by Alex J. Kay, Jeff Rutherford, et 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