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記大緻有兩種,人嵌入事或者事嵌入人。這兩種表示方式各自長短都很明顯,前者主觀性強,後者共鳴處少。
人物傳記改編成影視劇後,這些問題變得更加明顯,尤其劇情類傳記作品,加入大量戲劇元素以博取觀衆眼球,就導緻了客觀性不足或者共鳴感缺失走向極端。
較典型的案例便是《模仿遊戲》和《奧本海默》。
《模仿遊戲》大熱于2014年,該片講述的是被譽為“計算機科學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的艾倫·麥席森·圖靈熱烈而短暫的人生。
《奧本海默》則記錄了“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一段傳奇且悲慘的生活。
這連個人物有不少共通點,比如都是在二戰期間為了縮短戰争時長創造了改變人類生活秩序的發明,兩個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表現出了各具特色又殺傷力不相上下的固執和瘋狂,并且兩個人都在人情世故方面一塌糊塗。略有不同的是,一個不懂,一個不在乎。
時間倒回二戰期間,圖靈進入英國軍情六處,成為破譯德國密碼電文小組的一員。在秘密研究基地,大夥兒都忙着破譯密碼時,圖靈幹起了制造機器的活兒,甚至越級找到丘吉爾給與自己支持。
不足半小時的劇情讓一個精準抓住問題根源,卻不知道如何與人友好相處的數學家躍然眼前。現實生活中,你或許難以與這樣的人相處,但是在本片緊湊的叙事中,很多人會被脾氣古怪的圖靈深深吸引。
除了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精彩演繹,導演對成功塑造人物也功不可沒。盡管他在用鏡頭講述一件偉大發明的誕生,卻将整個視角集中在發明者身上。
所以,莫滕·泰杜姆選擇上帝的主觀視角來叙事,用兩組不同時空的人物經曆以及和平年代的審判三段故事塑造了一個值得被時代記住,也能被人們放下成見欣然接受的偉大科學家。盡管每個視角都很感性,卻真實又讓人容易接受,是個相當高明的處理方式。
時隔九年的《奧本海默》與《模仿遊戲》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三段不同時空的對話,都是偉大卻遭到慘遭迫害的科學家人設,不同的是克裡斯托弗·諾蘭沒打算像莫滕·泰杜姆那樣動情,更願意用科學、嚴謹的态度講述一個偉大發明的誕生,以及對戰争的厭惡。
盡管之後他身邊的紅色成員或轉換了角色,或離他而去,但最終還是成為了對手将他拖下神壇的武器。
在諾蘭設計的三段時空中,同樣癡迷于專業的奧本海默并非故事片的主角,更像推動劇情發展的一個要素。不論閃現在劇情中的火光還是躁動的踏步聲,又或者是傳說在兩段人物曆程中的黑白審判,其作用并非為了塑造奧本海默的形象,而是想借助奧本海默這個人物厘清戰争中的立場和技術對戰争甚至人類造成的影響。
全片最驚心動魄的那段爆炸,延遲25秒的聲效似乎都在暗喻科技狠活對人類秩序影響的連鎖反應一定會雖遲但到。
而那個發明原子彈的人呢?他的确付出了努力,他也的确受到了迫害,可是很難在諾蘭的鏡頭中看到這個人物的任何情感,可以說諾蘭鏡頭下的奧本海默是沒有煙火氣的,與時代、與社會以及與鏡頭前的你都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其實《奧本海默》作為一部叙事片會是挺成功的,它客觀全面地描述了一個人一段曆史,也有自己浪漫的部分,并且對這段曆史做出了自己的評判。但是身為人物傳記,它的問題非常明顯。距離感、客觀性對人物塑造的殺傷性意外的大,以至于人物傳記中的所有人物都成了曆史事件的回溯工具,奧本海默與本人無關,與原子彈密切相關。失去人物色彩的傳記自然也不能稱之為傳記了。
這似乎一直都是諾蘭的短闆,隻不過之前的作品過分強調劇情的花式玩耍和視覺的各種炫技讓觀衆忽略了他對人的理解。這個技術狂人還真不适合用細膩的手法去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卻不影響他作品的整體效果。
對于這一點,不得不佩服諾蘭實在是個妙人。
一番比較下來,在同一結構下,不同的鏡頭語言将倆個相似點頗多的人物塑造成完全不同的樣子,也給觀衆帶去了不同的體驗。
你是否還記得《模仿遊戲》中那句被重複過多次的話?“有時候正是人們以為的無用之人最終成就了無人能及之事。”他鼓舞着失望的圖靈一次次鼓起面對生活的勇氣。
在《奧本海默》中也有這樣兩句,“搬起這塊石頭就要準備好應付藏在下面的蛇。”以及“如今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這兩句不全是出自奧本海默之口,卻直指電影核心與奧本海默的内心,是奧本海默在完成實驗的過程中一次一次在質疑中堅定自己信念的根本和總結。
通過這兩部片也不得不感歎一下,西方國家對科學家之愛有卻不多。他們就像被諾蘭當做工具的角色一樣,擔當着戰争浪潮中的工具人。真不知是時代的悲劇還是社會的悲劇,讓人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