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演義》很是有批判性、思想性的一部曆史劇，演技、劇情都在線，不過劇情略顯拖沓。
這也是一部政治心理劇，正德皇帝的多重人格，也反應出曆史人物對“曆史終結”這個終極命題的思考，也是對人性的思考——和平、富足、金錢真的是人類終極的追求目标嗎？改如何面對曆史終結後(對于正德皇帝來說）無聊的現實，因此正德皇帝扮演的朱壽才“沒事找事”，沒完沒了地折騰，以求幹出豐功偉績、名垂青史。
福山說的“走向丹麥”，不正是一種沒有權鬥、沒有腐敗，從而實現了和平與富足的“曆史終結”嗎？與此同時，沒有了邪惡，也就沒有了正義，沒有了高尚，沒有了激動人心，也就沒有了曆史。對于沒有宗教信仰、沒有彼岸追求的中國人來說，真的能習慣“丹麥”這樣的生活嗎？抑或是在曆史周期律中不斷地循環。
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大多對做皇帝這件事感到無聊，才有煉丹的嘉靖、30年不上朝的萬曆、做木匠的朱由校，最會玩的還是正德皇帝。這裡固然有消極反抗深受程朱理學影響的官僚集團的因素，但對皇帝個人來說，他不滿足于做一個“吉祥物”，而是一個有真情實感的人，尤其是在明朝資本主義萌芽的大背景下。
“用錢開路”是整部劇的一大主旨，無論是賣官賣官，開采銅礦，花錢賄賂，政治投機還是錢甯錢安的一頓騷操作，都表現出“有錢走遍天下，沒錢寸步難行”的社會現實。問題是，有錢又能如何？無非紙醉金迷，花天酒地，仍然是茫茫世界的一粒塵埃。
中國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此為三不朽。問題是，和平盛世，哪有功可立，又哪有立德立言的必要？正德皇帝對此深感不滿，所以對大盜劉五捉了又放，放了又捉，甚至對飛速平叛甯王叛亂的王陽明頗為不滿，認為應該讓甯王占領南京後再進行決戰。中國人對曆史的迷信，尤其是對慷慨激昂的曆史人物的崇拜，常常讓普通人尤其是讀書人，想要追比聖賢，求得不朽。但是，不朽的代價，是以無數人的“朽”乃至悲慘為代價的。所以黑格爾、福山才提出了“曆史的終結”這一命題，人與人實現人格的真正平等，實現人與人之間發自内心的相互承認，也就不需要通過實現“不朽”來證明自己，所有人在普世價值面前求得心安理得。
一個社會真的需要高尚嗎？需要英雄嗎？有人會說，那當然。但是，高尚與英雄，是以卑鄙與惡魔為代價的。所以幹脆兩個都不要，徹底跳出治亂循環、卻又激動人心的曆史周期律，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心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