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小小的引子】*情景設置*（S2E3）在1940s爵士小酒館中

（劇集台詞部分參考魚羹字幕組的翻譯！愛！感恩的心！）

路：我跟任何存在過的吸血鬼一樣邪惡。我殺了又殺，而且還會繼續殺下去。芒：為什麼這就讓你和其他吸血鬼一樣邪惡了？難道邪惡不分等級嗎？難道邪惡是一道險惡深淵，人隻要初次染罪就會掉進去嗎？路：差不多吧，沒有你說的這麼邏輯分明。但它很黑暗，且一片空虛，深得我看不到底。芒：但如果邪惡不分等級，并且确實存在，那麼隻需一樁罪行便可達到所謂的邪惡狀态。這是你的論點。*薩特：邪惡，是人類将具體事物抽象化的能力的産物。然後請問二位能否閉嘴，讓我好好聽音樂。*芒對路：你的論點假定上帝存在。路：我不知道上帝存在。就我在戰争中目睹的一切看來，上帝并不存在。芒：那想必良善也有程度和種類之分了？孩童的善，也就是天真；修女的善，就是過着自我剝奪、服務奉獻的生活；聖人的善，助産士的善……那這惡又是如何實現的呢？人是怎樣失去恩典的？*幻象萊出現，路結束讨論*

在此我們得以窺見路芒二人的善惡觀。

阿爾芒認為邪惡與良善皆有等級之分，他指出，若非假定上帝确切存在，絕對善惡的劃分無法自洽。

而在“痛苦、絕境、詛咒”之中，路易承認自己的邪惡本性，在他看來邪惡如同深淵，一旦墜入其中便徹底倒向了罪孽與虛無。當邪惡已成為既定事實，我們應當如何尋找通向意義的道路？盡管上帝缺位，無能審判其行惡的沖動，路易仍然渴望擁抱道德，接受其惡行的後果，并為之負責。他将自己的邪惡行為視為薩特所稱的“惡信（evil faith）”行為，即存在主義者“失誤”并暫時拒絕對行為負責以及自由選擇的行為。換句話說，當他殺人時，路易短暫相信他的吸血鬼本性迫使他殺人；在殺戮之後，他反抗任何固有本性決定其行為的觀念，從而重申了自己的道德責任。此外，路易對自己将每個受害者客體化為“他者”并通過讓受害者放棄自由來實現自己目标的行為感到厭惡。

簡言之！劇集中路芒二人對善惡的哲學讨論以及讓-保羅·薩特的出現不免讓人對《夜訪吸血鬼》和存在主義之間的關聯浮想聯翩，所以（閑來無事、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收集癖）決定把 這篇文章（新哥特文學模态中的後存在主義：安妮·賴斯的<夜訪吸血鬼>）翻譯整合出來，希望能夠激發讀者對于劇集/文本的感想與理解！（或許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繼續就“存在主義心理分析”角度展開讨論些）

（更新中）文章比較長，以下是索引綱要。

Ⅰ導入

Ⅱ文學+哲學曆史背景

Ⅲ關鍵哥特作品+存在主義主題（哥特小說：梅爾莫斯、弗蘭肯斯坦、德古拉）

Ⅳ賴斯的新哥特+後存在主義

Ⅴ未完待續！奮力譯制中。

Ⅰ導入

嚴肅哲學審問，倫理質詢，為個體身份塑造和創造有意義的存在所做出的努力在20世紀的美國文學中并不少見；但近來（1992），“流行“小說作家安妮·賴斯将這些哲學主題帶入了一個似乎并不尋常的流派：吸血鬼哥特小說。在《夜訪吸血鬼》等小說中，賴斯不僅讓讀者脊柱發涼，還将他們的思維引入二十世紀的哲學焦慮中。

安妮·賴斯大學時期便熱衷于閱讀克爾凱郭爾、加缪、薩特這類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她認為，哥特小說中強烈的情感氛圍、奇特的氣氛和超自然元素是“寫實生活的最有力手段”。

這篇文章将探索《夜訪吸血鬼》中涉及的後現代社會中的“現實生活”問題，具體包括以下三層：

① 存在主義主題如何自哥特小說誕生之初便作為其表征出現

② 賴斯對這些主題的“後現代主義”再诠釋如何賦予《夜訪吸血鬼》顯著的“新哥特”特征以及“後存在主義”視角。

③ 賴斯在《夜訪吸血鬼》之後的小說中如何探索這些問題，以及她在體裁和哲學方面變化的原因。

Ⅱ吸血鬼編年史的文學+哲學曆史背景

作為18世紀後期浪漫主義發展下伴生的子流派，哥特小說一直不僅僅是單純“驚悚刺激”的感官娛樂和逃避現實的消遣。在探索禁忌領域和神秘體驗的過程中，它對哲學思想及其探求始終友好兼容：對本體論的思考；對現實本質和超現實狀态的分析；對道德行為組成的研究；對人類存在意義的判決。

G. R. 湯普森指出，哥特文學象征了浪漫主義運動的黑暗面，表達了一種由被世俗化的性善哲學與中世紀對人類罪孽觀持久癡迷的分裂所産生的存在性恐懼；這種文學是一場在擁有如影般神秘秩序卻拒絕展露終極啟示的世界中，心靈追求純粹抽象道德 的戲劇。

面對模糊不可知宇宙的和複雜的人性，這些“黑暗浪漫派”試圖解釋人類道德并且發掘我們存在的理由。因此對于Mark M. Hennelly來說，哥特小說的存在主義哲學化使它們和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小說家的傳統聯系起來。相似的，羅伯特·D·休谟将貝克福德、拜倫等作家筆下的主人公描述為經受着“極端的存在性痛苦”，因為他們無法得到自己所渴望的：“解決方案…純粹性、存在的确信”。休谟回應了讓-保羅·薩特的觀點，認為這些哥特主人公忍受着一種“痛苦，絕境，詛咒”。

Ⅲ關鍵哥特作品及其存在主義主題

*** Maturin's Melmoth

馬圖林的梅爾莫斯是哥特超自然人物的早期例子。梅爾莫斯對禁忌知識（即神的知識——人類存在的起源和意義）的貪欲渴求使他陷入超越時空的地獄般存在；他“活着”并見證了跨越數世紀可怖事件，如撒旦和吸血鬼一般充當着“無窮烈火中福音真理”的永恒見證者。梅爾莫斯的命運使他與注定成為其受害者的人類疏離開，剝奪了他人類的歡樂和宗教的慰藉，他憤世嫉俗地質疑這一切。他的存在是一場尋找願意與他替換處境的徒勞探索；他不斷尋找那些希望逃避自己激情和弱點所造成的絕望處境的脆弱個體。當他看盡人性的缺陷，梅爾莫斯再無法相信任何人；盡管自然之子伊瑪利成為他的妻子，開始複蘇他的宗教信仰。一個幾乎成為梅爾莫斯受害者的人蒙卡達總結了這種對意義和信仰的挫敗性追求：“我們像彼拉多那樣帶着沮喪和不安的懷疑問道，‘什麼是真理？’但一時如此雄辯的神谕，下一刻卻啞口無言，或者如果它回答了，卻充滿了那種模糊性，讓我們害怕必須再次——再次——而且永遠——徒勞地詢問下去”。

盡管梅爾莫斯斥責人類的“惡意與敵意”，馬圖林的叙述者冀求為世界建立一副道德框架：“或許，這會成為道德世界的發展。我們将被告知我們為何受苦；但風暴過後是明亮而有福的光輝，一切終将光明。”雖然這段話聽起來很樂觀，但光明和确幸并未在馬圖林的小說中占據上風。如Elizabeth R. Napier觀察到的那樣，我們經曆了存在主義探尋者“被意義所誘惑并最終被意義否決的疲憊”。

《梅爾莫斯》中存在主義的預想不僅體現于小說的主題探索裡，同樣在于其對困境、脫逃和個體道德行為的強調。在基督教的框架内，這些問題從他在修道院中的監禁以及他在兄弟和一個弑親者的幫助下出逃的故事中提出。梅爾莫斯将道德責任壓力和我們偶爾将責任棄絕的渴望描述為：“我像一個被推快了的鐘表，我敲響時鐘因為我被推着這麼做。當一種強大的力量對我們施加影響時——當另一個人代替我們思考、感知和行動時，我們樂于将自己的身體責任、道德責任轉移給他。我們以自私的懦弱和自我安慰的被動性說，‘就這樣吧——你已為我做了決定，’——卻沒有反思在上帝的法庭上沒有保釋人”。

伊瑪利的故事中的叙事者也對駛向自由的意志以及伊瑪利嫁給梅爾莫斯的選擇進行了存在主義分析：“當一個心智生來強大，卻被環境束縛削弱，被驅使做出一次強勁的跳躍以解放自己時，它無暇計算其障礙的重量，或跳躍的寬度——它坐在堆積的鍊條中，隻想着那個将使其獲得解放的跳躍——”。馬圖林衡量了個體在被能夠将其變成撒旦代理人的惡習所束縛時做出道德選擇的能力，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即我們是自己最壞的敵人。

***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瑪麗·雪萊經典哥特小說中的主人公維克多·弗蘭肯斯坦是另一名浪漫主義的探求者，他是尋求關于人類存在知識、存在論問題的答案、理解我們道德本性的科學研究英雄的化身。盡管他認為通過創造人類生命，他找到了答案，但結果伴随着“痛苦、絕境、詛咒”他面臨更多的問題。雪萊質疑了作為有意義的存在的來源，家庭關系、自然的精神滿足、浪漫愛和家庭幸福：這些在維克多道德模糊的後造物世界中都沒有提供永久的安慰或避難所。北方冰凍的荒原成為維克多生命末期存在主義虛無的象征。

*** Bram Stoker’s Dracula

對道德選擇和惡的天性起源的沉思也在布萊姆·斯托克的哥特小說《德古拉》中得以顯現。通過範海辛教授這個角色對惡的多面性的研究，斯托克提出惡并非一種孤立的力量，而是無可避免地與善緊密相連。這兩種道德絕對值作為對立的兩極，彼此定義，據範海辛所說：“這邪惡的東西[德古拉]深植于一切的善；在聖神記憶荒蕪的土壤中，它無法安息。” 範海辛假設邪惡源于善良，它的發展是一種對善的激進反叛。斯托克暗示，若非露西貞善靈魂中滋生的欲望沖動，德古拉便無法引誘她。同樣，德古拉自己可能也接受過某種“善的訓練”，這導緻了他的反叛異化或撒旦式的堕落。

《德古拉》在範海辛的道德計劃中将“現代”科學思維與神學融合，超越了馬圖林和雪萊的存在主義關注。通過聚焦于邪惡的誘惑性和人類心理對其的脆弱，《德古拉》提供了一種準弗洛伊德式的調查，探讨了人類無道德的無意識及其尋求快感的沖動如何與社會禁忌和道德規範沖突。通過善與惡的交織，以及對人類性欲的超道德性質在不再由信仰框架支撐的世界中的描述，斯托克的小說預示了20世紀存在主義的視角。

Ⅳ賴斯的新哥特與後存在主義

像斯托克、雪萊、馬圖林和其他浪漫主義作家一樣，安妮·賴斯也接受了哥特式文學（尤其是吸血鬼）作為哲學思辨的載體。吸血鬼曆史上一直被認為是“拟人化的邪惡”，賴斯的吸血鬼卻成為蘇珊·費拉羅所稱的“健談的哲學家，他們花費大半不朽來讨論善與惡的本質”。他們也是探索20世紀人類存在空白狀态，以及追尋真理、道德準則和有目的的存在的載體。

…………（省略《夜訪吸血鬼》的内容大概）

《夜訪》一書包含了賴斯完整的存在主義和後存在主義哲學思考，費拉羅将其稱為“對善惡、永生和死亡的沉思”。據費拉羅，小說将凡人的死亡與不朽者進行比較，暗示有時凡人的死亡更受青睐。這或是因為賴斯認為在無神的世界中人類邪惡普遍存在。一名巴黎吸血鬼（即聖地亞戈）宣稱 “人類能比吸血鬼做出更大的邪惡”，但吸血鬼“在各種殺戮中與人類競逐”，暗示了她将邪惡的吸血鬼行為與不道德的人類行為進行對比。納粹大屠殺極大地擴展了哲學和文學對人類邪惡的概念化，在此之後，許多有思想的讀者對這個聲明表示接受。當邪惡已成為既定事實，賴斯提供了一條通向意義的存在主義路徑。

亨内利在對《徘徊者梅爾莫斯》的研究中觀察到存在主義有多種形式，但在所有這些形式中都有一種“對一切權威（如教會、國家、社會）的反叛，這些權威在個體與真實生活體驗之間建立了一個人造的、抽象的系統”。換句話說，他認為存在主義者與所有機構相疏離，對抗一個沒有純粹道德的世界，在那裡，個體必須建立自己的權威體系。存在主義者的“本體不安全感”是一種對宇宙的“相對主義、無意義甚至虛無主義”的焦慮。

然而，存在主義的抉擇自由和道德責任将個體從自殺的絕望邊緣拉回。它們賦予一個人選擇行動的權力，創造一個有意義的道德生活，審判自己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存在主義和後存在主義的區别在于後存在主義不僅指出道德的相對性，也注意到自由和選擇的相對性。後存在主義認識到，個體創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受到内部和外界限制的共同約束。吸血鬼路易就像那希望尚存的存在主義者，不得不面對令人信服的後存在主義觀點，害怕自由本身或許不過一場狂想。

賴斯将路易安置于一種克爾凱郭爾稱作純粹存在的生活之中。赫爾穆特·庫恩将這種罕見的存在描述為“在強烈激情下獲得張力的人類生活，使生活易于經受危機，并通過危機獲得存在“。萊斯通過分析路易的生活危機以及突出他與人類的不同，探索了人性複雜。正如伊麗莎白·麥克安德魯所指出的，賴斯的小說“正如哥特傳統一直以來所做的那樣使用超自然現象，模糊地展現人性的新視角，使我們不得不對其提出疑問”。

自我譴責的吸血鬼舉動使賴斯小說獨特。即使棄絕上帝戒律，路易仍接受其邪惡行為（包括殺戮）的後果，并為之負責。他将自己的邪惡行為視為薩特所稱的“惡信”行為，即存在主義者“失誤”并暫時拒絕對行為負責以及自由選擇的行為。換句話說，當他殺人時，路易暫時相信他的吸血鬼本性迫使他殺人；在殺戮之後，他反抗任何固定本性決定其行為的觀念，從而重申了自己的道德責任。此外，路易對自己将每個受害者客體化為“他者”并通過讓受害者放棄自由來實現自己目标的行為感到厭惡。

盡管有殺人的沖動，路易仍然渴望擁抱倫理道德。據哲學家海澤爾·E·巴恩斯，這包括“承認需要為自己的生活辯護”，以及“接受對他人和自己過去與未來的責任”。路易的道德立場引起了萊斯特和克勞迪娅的嘲笑，他們沉迷于殺戮。他因此與他們疏遠，這表明了存在主義者的狀況；“一個孤立的個體”，“除非出于自願，否則他不被迫承認自己與他人的聯系”。為了終止孤獨，路易壓抑自己的道德，尋求與萊克的團聚。

透過路易的視角，賴斯的小說展示了比斯托克更複雜的二十世紀倫理相對主義。賴斯将吸血鬼視為人類本性和道德能量模糊性的隐喻，擴展了斯托克“惡根植于善”的概念；她呈現的惡包含對善的深刻認識和渴望。因此，《夜訪吸血鬼》探索了朱迪斯·威爾特所描述的“一個誘人的命題，即殺手獲得了對生命的特殊知識和敏感性，而吸血鬼的生命就是死亡，因而擁有至高的理解力和敏感性”。賴斯指出，盡管他試圖獲取知識以解釋其存在，道德敏感的路易始終缺乏對其生命意義的至高理解，因而賦予了這個命題存在主義框架。賴斯的後存在主義補充強調了存在主義假設的天真，即認為一個人可以獲得至高理解并塑造自己的命運。

Ⅴ 未完待續！奮力譯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