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的開頭，《怒嗆人生》所建構的亞裔人物形象是典型的“蜂鳥”，借由社會學家項飙在與邁克爾·桑德爾的訪談中所提出的“懸浮”現象，我們可以用“蜂鳥”這一隐喻來充分地形容美國亞裔青年城市中産的形象——他們就像蜂鳥一樣瘋狂地揮動着翅膀，隻是為了在空中停留，不能有哪怕一秒鐘的放松，不然你就會掉下去，你不能出局，不管勝利的幾率有多低[1]。
劇中的女主人公Amy Lau為了自己的事業而疲于奔波，同時在家庭中她是一個強勢的女人，她負責房屋的設計和裝修，擔負起家庭的支出，而她的日裔丈夫是一個懦弱、無能的藝術家之子——也就是說含着金湯匙長大的，當然，這樣的家庭并不是《瞬息全宇宙》簡單的置換，因為它看上去更加圓滿、和諧并且成功。但是，Amy一如同《瞬息全宇宙》中的Evelyn——全能的一家之母，同時又為了生計而精疲力盡。
當然，這也并不單單是美國亞裔的困境，這是大部分城市中産和年輕一代所面臨的優績主義陷阱，處于優績主義内部的系統性暴力下的一代人常常面臨着巨大的焦慮、迷惘和心理壓力，而他們在現代城市文化的馴化中被要求繼續保持着某種中産階級的體面。這樣的體面在劇中的第一集濃縮在Amy的丈夫George的“你要開始專注于生活積極的一面”的要求當中，同時這些教條也已經被内化為自我生活的邏輯——面對工作信息的轟炸和生計的折磨導緻精神瀕臨崩潰，Amy也還是要強撐着笑容維護自己在家庭當中的以及在商業夥伴面前的體面。她不能讓商業合作夥伴指導自己生活中真實發生的那些事——路怒、飙車、出軌，她不願意讓商業合作夥伴認為自己的公司沾染了很多麻煩而導緻收購的破産。
...這種體面的維系，在結構上也是不可持續的，處于焦慮、迷惘和不安中的人遲早要面臨自我的崩潰和極端情緒的到來，這種極端情緒即可以表現為無定向、無目标的躁郁、狂暴等特征，也可能表現為某種強度、濃度極高的社會情緒。可能是僅僅因為無意識的挑釁就沖動地開啟路怒式的飙車，也可能是拿着槍對着手機怒吼，同時也是在第一集中Danny Cho的台詞裡所說的，“我不想...我受夠了總要面帶微笑。”
...在無異于用近乎自我催眠的方式來掩飾自己的強烈的焦慮、疲憊、無助的情緒時，人，作為在資本市場當中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個體就會在過度的狂熱當中燃盡自己。
在其中，人所突出表現的症候就是疲憊、燃盡的心靈和溢出熒幕的社會戾氣。
但是Amy她不僅是優績主義的受害者，她還是優績主義最忠誠的搖旗手，她在光鮮亮麗的拉斯維加斯酒店大堂的發言可以說是經典的對功績主體的規訓的背書，“You can have all，you can.”
...女性在優績主義當中被訓誡為既要又要的角色，她們被要求在事業上有所成功，同時也要顧及家庭生活——又要成龍又要成鳳的價值要求，而滿足這樣的要求隻能不停地給自己擰上發條。
而這句話似乎又十分地貼近現實生活中成功學的神話，“隻要足夠渴望和足夠努力，你就能做到任何事情。”
由否定性的情态動詞“不允許”和“應當”（nicht dürfen und sollen）轉向肯定性的情态動詞“能夠”（können）恰當地表達着優績主義的積極屬性，這是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所論述的。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由“應當”轉向“能夠”時，較之馴化的主體，功績主體更高效、多産。“能夠”也沒有撤銷“應當”，主體依舊接受規訓，“能夠”隻是現代社會新戒律的效績命令[2]。
那麼我們也可以理解Amy的自我催眠，她不停地給自己擰上發條，也讓自我的巨大焦慮、迷惘和心理壓力在這些過度的狂熱和渴望當中被掩蓋。
相較于擁有商業和家庭兩方面成功的Amy Lau，處于社會相對邊緣的韓裔移民Danny Cho似乎更加符合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所勾勒的隻會勞作的“der letzte Mensch”形象——毫無防禦地陷入過度的積極性之中，沒有任何的獨立自主性可言[3]。他也是出于生計，為了家庭奔波勞碌，不停地接着他并不喜歡的家庭維修的工作，甚至願意去接他不擅長的勞務。他不能說是沒有外力的壓迫，但是他完全處于自願地剝削自己。
Danny Cho無比渴望獲得家庭和事業上的成功。在家庭方面，他希望把自己的父母重新接回到美國，住進大别墅；在事業方面，他渴望着自己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并且是在自己的帶領下事業一帆風順。也一如劇中另一個韓裔角色Edwin對于家庭、事業成功的幻想和渴望。
以至于Danny在面對收獲成功的可能性面前，他毫不猶豫地就背棄了他的老大——Isaac Cho，把Isaac送進了監獄，獨吞那筆豐厚的贓款，同時，他也是對傳統東亞形象裡家族秩序的背棄——不無諷刺的是，在此之前，他們大談家族的利益與共，表親之間的親密無間，以及兄弟合作其利斷金。但是個體層面上的勝利，或是更小的家庭單位的成功面前，Danny毫不猶豫地就選擇出賣Isaac，這與Danny相關的劇情所論述的韓裔家族價值結構出現強烈的反差對比。
同時，劇中的Naomi也是這樣，前腳剛用所謂的“東亞姐妹花”客套寒暄，後腳就可以笑着臉用最陰險的話語來威脅Amy。“蜂鳥”和“響尾蛇”是最符合劇中東亞裔形象的隐喻，當然，也可以不止劇中。
這些形象無比符合于傳統的對亞裔身份的講述——在背負着沉重的文化價值結構和觀念下，為了家庭拼死拼活，也可以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當然他們又恥于談論自己真實的想法。
事實上，東亞人對于自我壓抑情緒的行為保持高度的自覺。第三集的開頭，Amy面對家庭醫生的傾訴披露着自己對于東亞身份所帶來的異質性情感結構的高度自覺，他們對于自己壓抑情緒缺乏情感交流的行為心知肚明，也清楚地明白這種行為是由于從小的家庭環境和文化價值觀所導緻的，但是盡管他們對此心知肚明，但是他們依舊會選擇壓抑、掩蓋、遮蔽自我的真實情感，而這樣的“壓抑”常常也指向他們面對真實自我的能力缺位和“自我的功能限制”。直到他們面對現實毫無保留的崩塌，面對再也沒有選擇的情況。
但是，當我們将亞裔這種異質性情感結構放置在弗洛伊德對于人類的心理圖像的診斷中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東亞家庭将作為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在從幼童成長伊始，就導緻其個體層面上嚴重的“自我的功能限制”。
根據弗洛伊德的表述，人類嬰兒相較于其他動物被延長了無助和依賴性。他們在子宮内的生存看起來相比于其他動物來說大大縮短了；他們被抛入世界時比其他動物更加的未成熟。從而外部現實世界的影響就加重了，人很早就被要求将自我和本它區分開來，外部世界的危險的意義就升高了，并且抵禦這種危險并能代替子宮内生活的對象的價值就大大地提高了。這個生物學因素制造了第一個危險的處境，并且産生了人們再也無法擺脫的被愛的需要[4]。
這樣一種幼兒早期“需要”的内容和方向被配以“愛”的表述，也将要回應這樣一個問題，即一個被理解為危險的信号化的圖示的“原初焦慮”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引起幼兒将其特定的欲力沖動排除在其精神組織的進一步過程化之外，并将其壓抑至無意識之中。在弗洛伊德看來，回答的關鍵在于，所愛對象的分離的信号并非僅僅源于外部世界，而且也可以來自内部世界；也就是說，在兒童那裡，他在自身之中所察覺到的任何願望，（這也同時被體驗為與那個曾經渴望的愛的繼續存在的不想一緻），毫無疑問會引起舊的、原初的分離焦慮。[5]
如果幼兒也能夠發現其自身的願望是一種可能失去所愛對象的警告信号的話，那麼在弗洛伊德看來，他就會直接本能性地采取所有措施，以避免這個危險的願望所預标出來的情形；并且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手段，存在于令人不快的沖動這個代價之中，這個沖動因此被作為願望而放棄并且抽離于意識。
而在第八集的Danny和Amy的成長回顧當中，兩者的童年經曆又非常吻合弗洛伊德所謂的“壓抑”過程。兒童将其所有的願望都壓抑至無意識之中，對那些願望的追求必定被他體驗為他的照顧者的愛的威脅；為了不必于其母親或者是其他某個他所愛的人相分離，他就為那些未得到表達的、從最開始保留的願望建立起一個積蓄之所，這個積蓄之所在他之中像一個“陌生的身體”一樣繼續存在。但是當他有了孩子或是弟弟，就像排洩一樣，将這個“陌生的身體”、情感上的壓抑都注射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最為典型的實際上是，Danny Cho與他弟弟之間的關系，他對于失去所愛的人的焦慮與恐懼，轉化為他對弟弟強烈的掌控欲和支配欲，他甚至無法公開地向弟弟表露對于分離的焦慮，因為他在自我情感的壓抑當中失去了表露真實願望的可能，喪失處理主體間關系的能力，而隻能暗地裡将他弟弟的大學申請信全部偷偷扔到垃圾桶中，用一種毀滅自己也毀滅他者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意圖。這樣的一種“自我的功能性限制”帶來的衆多後果之一，是他者的消失和個人主義的絕境，這是Danny Cho所代表的東亞家庭的狀況，沒有他者，隻有絕對的自我，不是對他者的無視，而是對他者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主體的不承認，是一個将他人的自我功能化的家庭。
但是幼童早期所需求的“愛”卻也常常是在亞裔中産家庭的特異性情感結構當中所被無視的。
中産階級文化中的掩飾、謊言和體面常常是關于金錢的，随之而來的沖突總是深入到最誠摯的愛欲、最崇高的精神關系當中。當然，這也非常吻合大部分亞裔的觀念，不僅僅是劇中的亞裔角色，也是關于東亞裔的文化價值觀念，似乎是本着邏輯的自洽和對生活的透視，他們善于将所有的關系還原到它們的物質起源，當他們認為沒有金錢就無法擁有圓滿的家庭時，他們的潛台詞就是沒有“我的奔波勞累”就沒有你們幸福的家庭生活，沒有“我的犧牲”就沒有你們母女（子）閑情逸緻的生活，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也将自我放置在了道德層面永恒的至高點上。而Amy成長的原生家庭就像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一文裡所描述的那樣，“近代的中國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的餘孽，父親是專制的魔王，母親是好意的傻子。”
...由于意義總是不能擺脫其起源，因此很容易在一切掩蓋或中和了物質關系的東西當中辨識出僞善、多愁善感的痕迹，其實是被掩蓋的，因而毒性倍增的利益的痕迹。如果誰想要徹底按照這個觀念來行動，那麼他就将一切真理連同虛假的東西一起根除了，就根除了一切不管多麼弱小，卻依然敢于試圖逃出普遍實踐之囵圄的東西，根除了一切對更高貴的狀況異想天開的期盼，最終直接産生了野蠻[6]。
但是不幸的是，亞裔家庭常常就是這麼做的，他們也習慣如此的行動，将情感的聯結溯源至最簡單的物質起源，甚至簡單地将情感關系用物質起源來簡單地掩蓋。
似乎大部分生長在東亞文化範圍内的家庭的孩子都有這樣的經曆，資源與物質成為最基本的關懷，而非是“愛”。以至于有人願意相信金錢就是人早期最基本的情感需要。
電視劇所建述的主體——兩位男女主人公，除了是移居美國的亞裔城市中産，男女主角又有一個明顯的身份特征，他們是“80後”，我想我也不用重述男女主人公在荒野當中對于自我年齡身份的抱怨——“每個80後都被毀掉了，快餐，糖果，該死對二手煙”，也不需要重述網絡媒體當中對于所謂“80後一代“的身份想象。
Danny的弟弟與他們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與文化習性，這似乎與他的年齡身份息息相關。Danny的弟弟所成長在哥哥“面對你想要的東西，你就去争取”的肯定性命令之下，而鮮有傳統文化的負擔。
但是在Danny Cho對他弟弟的“做你自己”的肯定性的命令背後依舊是傳統文化價值結構對個體自由意志壓抑的要求，“你要取一個韓國女生，不要讓父母失望。”
這是優績主義的肯定性訓誡和東亞家庭異質性情感結構導緻的自我意志自由限制的結合。
在結局當中，他們如願地将焦慮接納至個體追求的體系上來，也即是說，他們成功地将焦慮作為人格的一個整合部分來接受；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人類的自身關涉，完成于通過對焦慮的情感上坦誠而實現的意志自身占有的過程中。
在弗洛伊德看來，對于其自身的本性，也就是意志自由的能力，人類隻有在其無限制的行駛其功能的時候，才能全範圍地享有，也就是說，在良好運作與人類幸福之間存在一種條件關系，隻有在願望、價值和現實之間的理性的權衡才能保證良善的生活。
盡管《怒嗆人生》以及《瞬息全宇宙》的結局看上去似乎離所謂的良善的生活可能還離得還是很遠。
[1] 項飙，邁克爾·桑德爾《走出對成功的崇拜——從精英的傲慢看優績主義的陷阱》
[2] 韓炳哲《倦怠社會》
[3] 韓炳哲《倦怠社會》
[4] Freud, Gesammelte Werke, Bd.XIV, S.186f.
[5] 霍耐特，謝永康譯，《自由的占有——弗洛伊德的個人自身關涉構想》
[6] 阿多諾，夏凡譯，《道德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