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最好的作品，從來都沒有用力的痕迹。當她将鏡頭對準喜愛的人與喜愛的城市時，便瞬間擁有了一股自然的力量，一種最純真的目光。《天水圍的日與夜》是這樣，《桃姐》是這樣，《詩》更是這樣。
晚上九點半，香港文化中心每一層都站滿了人，進場後往觀衆席随便掃幾眼，就看到了許多眼熟的臉。在掌聲中，許鞍華導演出場——穿着帆布鞋背着斜挎包，一副剛煮完飯的樣子，她笑着說「感謝大家來看我的電影」，自然地彷彿在講「嘿，歡迎來電影院做我的客人」，好可愛好可愛。
...或許正是因為許鞍華導演的「可愛」，或說純真，才讓《詩》這一部電影得以誕生。許鞍華說《詩》是一部不賺錢的電影，但卻是她最想拍下的東西。在過去的十年裡，她拍的商業電影不少，賺錢的心願也表露得明明白白，但在商業與藝術的權衡與掙紮中，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在七十幾歲的年紀，去紀錄一些「不賺錢」的事情，做一個自由的電影人。
說說電影裡的詩人和詩吧。西西一直是「我城」的代言人，《詩》的英文譯名Elegies便暗示了這是一曲獻給她的輓歌。黃燦然則是一位智性的詩人，從政治流亡到經濟流亡，他要在真實的生活中尋找尊嚴、頓悟與靈光。
「一個秃頭的中年男人，坐在斜對面的卡位裡，他對面坐着一個小兒子和一個小女兒。他如此孱弱，近于卑賤，僅僅是這個形象，就足以構成他老婆離婚的理由。」
黃燦然的文字擁有穿透現實的力量，世俗而簡練、貼地而深刻。
「但是，在履行這個責任時，他身上隐藏着某種意義。」
正如愛情是宇宙的内核，是無法阻擋的到來。在黃燦然眼裡，事物的意義或許也是如此——日復一日循環不息，但卻具有神秘主義的、無法言明的意義。
廖偉棠的部分也很有趣。一個把青春留在北京的人，一個說孩子的火車是「超現實」的人，一個在家庭中體驗到另一重真實的人。他說不要大詞、不要銀河、不要陳詞濫調、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象徵主義。要在人群裡喊口号、要愛自己的存在多于自己，要活生生的玫瑰、要自由無拘的零。這或許是每一個詩人的目标，褪去語詞的華麗，讓事物本身展露其無窮無盡的可能，讓意識在漩渦中短兵相接，與本能相關。
但是，以上的一切都不是《詩》最美妙的地方。
最美妙的，對于我來說，是許鞍華本人。
她笨拙地出場，笨拙地點頭、提問。在黃燦然描述自己快要飛出玻璃窗戶的時刻，她一臉為難地問，「我不懂，是怎樣？」在别人問她為什麽想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她說「啊，詩是我的護身符啊。」
如果沒有許鞍華的眼睛，沒有她搖晃的、不加掩飾、不找角度的鏡頭，沒有她的真誠和坦然，我們便看不到這樣的一部紀錄片，我們便聽不到詩人内心的純真與自我，我們無法真正連結。
在黃燦然的詩句于螢幕上逐行出現時，許鞍華讓她的鏡頭，對準一個個個體，菜市場的攤販、茶餐廳的小孩子、街邊的人，這是她運用影像為詩歌賦予的靈光，是她幾乎本能的定格。
謝謝《詩》，謝謝許鞍華，謝謝紀錄片，謝謝香港。
我站在香港，卻看不到香港。
許鞍華是嘗試讓我們看見的那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