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度淚目，一次是看到影評裡講有個小女孩看了之後一直在哭，問媽媽『did she leave』『what would happen』『is she okay』；一次是看到女兒質問母親『你為什麼不離開』，母親問『我應該去哪裡』，回到房間之後又喃喃自語『我能去哪裡』；一次是以前或互相看不起或互相幫助的女人們在投票箱前抹去口紅投票的場景。
其實我一直都不太喜歡将女性叙事跟所謂的“宏大叙事”放到一起的情節，而且在不能離婚的1946年，女主角最終也沒有逃離那個家，沒有激烈的反抗，沒有爽文情節，而是給了一個丈夫在衆人的注視下退縮的鏡頭，但我又微妙地能理解一點導演這麼設置情節的緣由。
其實影片一直都在使用『錯位』的情節來誤導觀衆，讓觀衆誤以為女主是要跟自己的舊情人私奔，在最後的時刻才揭開真相。
然而妙也妙在這裡。
影片全片都在展現女性當時在社會中的結構性困境。當時的背景是，男人們在戰争時上了戰場，女人必須一邊照顧家裡，一邊出外工作卻又不被承認，女主正是其中一員。
影片開頭，早上醒來，她向丈夫問好，丈夫打了她一巴掌，而她習以為常，這個耳光就已經奠定基調——丈夫家暴妻子并不是變态或者受了什麼刺激，而是這裡最司空見慣的日常。
她不僅要照顧一家大小，被框死在這個狹窄的俯視鏡頭空間裡，忍受丈夫的暴力，還要一天打四份工，得來的工資似乎理所當然地要上交給丈夫。即使那是她自己賺的錢，她在藏起來一部分錢的時候依然十分心虛地左顧右盼，跟朋友說起的時候也用了『最近我從我的工作中偷了一些錢』這樣的話語。她不被允許坐電梯，做了三年的她的工資比剛進來什麼也不會的男人還低，她和朋友在街上抽煙、在咖啡店裡喝咖啡的時候都要注意别人的目光。
然而有錢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嗎？并不是。
在她去幫忙打針的有錢人家裡，妻子在丈夫和兒子讨論政治問題的時候發表了一句自己的見解，便被丈夫制止——“這不是你該讨論的”；在女兒富有的原未婚夫家裡，妻子發表見解同樣會被制止，能讀書的女兒的婚姻同樣要被父親控制。
更不必說女主的丈夫在和她結婚之前似乎也是一個“好男人”，女兒的未婚夫在訂婚之前也表現得彬彬有禮，訂婚之後變臉的樣貌就和女主的丈夫重疊了。
所以說，在結構性困境中，真的存在所謂的“好男人”嗎？一旦進入婚姻這個剝削制度，所有的女人都會被吃幹抹淨，區别隻是被剝削的姿态是否“體面”。在結構性問題下，女性的困境并不是有錢或者跟另一個“好男人”私奔就能解決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改變這個社會。否則，即使逃離，也可能隻是陷入下一個怪圈。所以女主才會問出那兩句話——
“我該去哪裡？”
“我能去哪裡？”
如果舉目皆是這樣的困境，那麼女性又哪裡有真正的去處呢？
最後丈夫在衆人的注視下退縮，大概也是象征着女性在進入公衆場合之後，已經擁有了反抗的政治權利，不再害怕曾經代表着社會規則的丈夫，丈夫也不能再作為社會規則的代行者控制妻子了。
影片裡的母女線和女性友誼也令人頗為動容。
在這個充斥着『大爹』、『爹』、『小爹』的家裡，隻有女兒為母親不平。這對也很像現在的許多母女——女兒共情了母親的處境，想要幫母親又總是被母親推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她同時也會無知覺剝削母親，并不敢去指責真正的施暴者；最終也是她為母親送去選票；母親奉獻自我托舉女兒，希望女兒逃離這個家裡，偷偷為女兒攢婚紗錢，在發現準女婿也是個混蛋的時候，果斷炸了準女婿家裡的酒吧阻止她們結婚，攢下的錢又變成女兒的學費——不同的是，很多母親并不像女主這樣愛着女兒。
而女主的朋友和女主一起在街邊抽煙、女主朋友在以為女主要離開的時候為她高興為她掩護、女主的朋友和她一起在死去的丈夫爹床邊罵他的這些場景全部都很有意思，也很溫暖。
說實在的，丈夫的爹死掉的時候，全世界仿佛都忘記他是個騷擾兒媳、家暴妻子緻使妻子跳樓、教兒子闝和怎麼打老婆、裝病幾十年逃了上戰場的垃圾，大家都誇贊他是個聖人，一直不聞不問的丈夫也表現得多麼悲痛，這個場景實在是格外滑稽。
影片裡有一點我覺得無法定義觀感的則是導演表現暴力的手法——一方面，将丈夫家暴女主的過程用歌舞的方式、用女主臉上的痛苦表情、孩子們的表情動作、将女主身上的傷用一眼假的妝效表現出來，既不太會有消費苦難的感覺，又因為這個荒誕、格格不入的表現形式，顯得丈夫的暴力更加荒唐、平庸、滑稽；另一方面，這樣似乎也消解了一部分暴力給女人帶來的痛苦和嚴肅感。但至少導演的表現形式确實沒讓我放下一點心，而是依然害怕丈夫下一秒就會對女主使用暴力。
最後，我真的很慶幸導演沒有将跟舊情人私奔作為影片的結局，女主最後自己用行動回答了那兩個問題。
“我該去哪裡？我能去哪裡？”
“去往能為自己開辟一個真正的容身之處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