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在床底，母親呼喊了我整日，我趴着，幾乎在昏暗的床洞裡睡着了，父親的拐杖聲從房頂的閣樓傳來，勻速而持續地敲響，他知道我在家，他加入我的遊戲，他用他的沉默來回應我的。

他是多麼沉默啊，沉默是時刻籠罩他的深濃陰影，而我的遊戲就像一場戲仿，我以這樣的方式來到他的世界，暗暗地感受到一點他漫長的、無聲的抵抗，他就在閣樓中，隐沒在黑暗裡。我還是被母親發現了，我的遊戲結束了。

母親對我說過很多話，我從母親口中知道父親與爺爺的矛盾與決裂，和外婆同來的婆婆也和我說過很多話，父親戰争結束後的失敗，淪為囚犯，變成“壞人”，離開故鄉，去往北方。這太沉重了，我不能理解，母親作為講述者，也不理解，或不願理解，在婆婆口裡，是“我現在不該知道的事”。

母親同樣也不知道父親在本子上反複書寫的那個女人的名字，但我發現了，幼年時我遇到父親在街上看電影，影院海報上也有這個名字，結束後他去咖啡館寫信，我敲了敲窗戶引起他的注意，他漠然而又驚慌地擡頭，沒有一句言語，仿佛生生地被拉出一個夢境。

父親離家出走過，他睡在車站旅館，有人呼叫車将開了，他沒有醒來，窗外明暗變化的燈光拂過床鋪，再等他清醒時，列車的鳴笛已經遠去，音調拉長。父親無處可去，如卡瓦菲斯的詩中，那裡沒有你的船，沒有你的路，他看到都是生命的黑色廢墟，他在這個角落裡浪費的生命，也已經在世界上南方與北方，任何一個地方，毀掉了它。

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交談，在咖啡館，隔壁廳室裡放着的婚禮音樂，是我領聖餐那天父親帶我跳的曲子，我穿着潔白裙子帶着花冠完成儀式，父親站在後排的暗處，沒有離開。那次交談，我和父親說了他寫了數遍的名字，說了幼年在電影院的相遇，我或許希望一個回應，但我不可能從多年的沉默中要求一個回應，我問出口時也知道，我的心結是脆弱的，又是多麼在他之外，父親已經背負着它，相隔遙遙，杳無回音，我最後起身離開，“我把他留在窗邊，就像留給命運”。

父親留下的物品中，我看到一張長途電話票，在他臨死前，他打電話給南方。他有要說的話，還有想要說的人，但我不會知道。靠沉默支撐的生命，說出的瞬間也許就意味着坍塌，他與南方的距離，與愛人的距離，與自己曆史的距離，都成為一個微末而無盡頭的灼痕，赫塔·米勒寫道，有自己給自己造成的沉默，因為真正想的東西永遠也不能說。沉默的孤獨，在黑色的閣樓，在分界線的長路，在湖面的波紋，延伸至無邊的夢境，深入人心裡的全部的秘密。

南方，“但願我不必死在離你很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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