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通選課《浪漫主義時代的歐洲音樂》最後一題是以 Szpilman 為 Hosenfeld 彈奏肖邦叙事曲第一号為核心素材，來介紹音樂浪漫主義，于是順手發在豆瓣上

多年以後，面對陽光燦爛的泥濘小道，斯皮爾曼（Szpilman）将會回想起為德軍上校霍森菲爾德（Hosenfeld）演奏肖邦的那個月光灑落的晚上。那天夜裡，月光從狹窄的窗戶灑下，廢墟中斯皮爾曼費力地打開罐頭時，罐頭滾落在地，滾到了霍森菲爾德的腳下。霍森菲爾德詢問斯皮爾曼是否會彈奏鋼琴，斯皮爾曼便坐在破舊的鋼琴前，為他奏出一曲肖邦的叙事曲。

這是肖邦的《G小調第1号叙事曲》，作品 23，一個始于 1831 年維也納、結束于 1835 年巴黎的音樂旅程。這部作品不僅是肖邦對失敗的波蘭十一月起義的深情回響，也是他對故國波蘭的深切懷念的象征。特别是在 1830 年末，起義的失敗喚起了他對民族情感的深沉思考。靈感源自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的叙事詩《康拉德·華倫洛德》（Konrad Wallenrod），這部以 14 世紀立陶宛人反抗日耳曼武士團的鬥争為背景的愛國主義史詩，塑造了康拉德·華倫洛德這位充滿愛國豪情和複仇渴望的民族英雄。肖邦在音樂中不僅表達了對波蘭人民的同情和鼓舞，還抒發了對祖國獨立和人民自由的渴望。他巧妙地将詩中主人公的無畏愛國主義精神和悲劇性氣氛融入樂章之中。在電影《鋼琴家》的叙事框架下，斯皮爾曼對這首叙事曲的演繹不僅是對戰争中遭受苦難的猶太人的悼念和敬意，也是對他們永不屈服的尊嚴、藝術和浪漫精神的贊頌。這首曲子使得斯皮爾曼和霍森菲爾德的交彙超越了單純的猶太人與納粹軍官的對立，而成為了生命珍貴、良知喚醒、對暴政抗争的象征，是一首讴歌波蘭人民苦難與尊嚴的音樂篇章。

肖叙一整體呈現了一幕幕悲劇的畫面。這首曲子以拿坡裡降 A 大調的旋律緩緩拉開帷幕，開頭的節奏既散漫又低沉，伴随着一絲悲傷和歎息，它像是悄悄地揭開了一幅波蘭曆史的悲壯史詩畫卷。引子之後，第一主題安靜而神秘地展開，反複使用的歎息下行音調仿佛在叙述着一個民族的苦難曆史，旋律中流露出的不僅是悲傷，更有對過往歲月的深刻回憶。雖然第一主題流露出優美而柔和的孤獨感，但它背後透露的是深刻的内省和心靈的呼喚。每個下行音階後緊随的短和弦，就像是作曲家的心跳，傳遞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情感波動。這樣的孤獨感與傾瀉而出的悲痛情緒拉近了作曲家與聽者之間的距離，這是浪漫主義中親密性的體現。在肖邦的夜曲中，這種深層的情感表達通過其抒情和内省的特質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現。夜曲不僅僅是旋律的簡單表達，而是通過細膩的和聲和複雜的節奏，與聽衆心靈深處進行了一場無聲的對話。舒伯特的《冬之旅》也是如此，它通過歌詞與音樂的緊密結合，構建了一種深刻的孤獨與失落感，每一首歌都像是在講述旅者心靈深處的一個小故事，創造了一種無法抗拒的情感共鳴。

随着音樂突然轉調，仿佛暴風雨的襲來，第二主題在這裡首次展現，以一種安詳而抒情的方式描繪出另一個境界：一個無戰火、無血腥的理想世界。然而，這片甯靜很快被沖擊破碎，音樂的波動愈發劇烈，推至高潮。在這裡，作曲家似乎在呐喊，為何無人挺身而出，他傾訴着自己的憤怒和不甘。這是英雄主義的呼聲，音色變得更加明亮和響亮，強烈的力度對比突顯出來。在再現部分的尾聲，音樂的氣勢不減反增，主題的旋律音型不斷重複，增強了音樂的張力。最終，八度音階的由緩至快演奏，象征着英雄的壯烈犧牲和生命的終結。音域的擴展和力度的加強，使得音樂充滿了堅定的意志和悲壯的情感，旋律仿佛被洶湧的波濤所淹沒，随後是風暴般的尾聲，預示着悲劇的終結。這種悲劇感、英雄氣概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正是浪漫主義的顯著特征。電影中作為結尾的《華麗的波蘭舞曲》也展現了肖邦作品中的英雄主義。這部作品以其華麗的技巧和充滿活力的旋律，展示了肖邦對波蘭音樂傳統的獨到理解和個人英雄主義的表達。在這首波蘭舞曲中，肖邦巧妙地将民族主義元素與個人風格融合，創造出既具有英雄氣概又充滿詩意的音樂語言，傳遞着振奮人心的力量。同樣，貝多芬的作品，如《英雄交響曲》，更加直接而宏偉，這部作品以其龐大的規模、複雜的結構和深沉的情感，标志着從古典音樂到浪漫音樂的過渡。貝多芬的英雄主義不僅體現在音樂的力度和旋律的寬廣上，還體現在音樂結構和表現手法的創新上。他的音樂充滿了戲劇性和激情，反映了個人與命運抗争的主題。

在斯皮爾曼初次踏上閣樓的那一刻，電影中響起的是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第一樂章，這個音樂選擇并非巧合，而是一種精心構思的布局，引出了肖邦叙事曲的悠揚。這兩部曲目之間的相互輝映，構築出了一種複雜而微妙的關系，既有對抗又有共鳴，共同營造出深刻的戲劇性張力。這一選擇不僅體現了音樂浪漫主義的深層内涵，也顯露了肖邦作品中波蘭性與國際性的和諧融合。肖邦的音樂，雖然汲取了貝多芬奏鳴曲的靈感，卻又深深紮根于波蘭的文化土壤，同時又抒發了向着更廣闊世界的藝術追求。《月光奏鳴曲》與肖邦叙事曲之間的對照與呼應，不僅強化了肖邦的國際影響力，也展現了音樂浪漫主義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月光》展示了德國古典音樂的理性與深邃，而肖邦的作品則充滿波蘭民族主義的熱情與情感；《月光》表面上描繪憂郁與掙紮，其深層則是對内心平靜與深刻思考的追求。肖邦的叙事曲不僅表達了對抗争的渴望，還蘊含了對和平的向往。貝多芬生活在拿破侖戰争的動蕩時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沖突與不安；而肖邦，則在波蘭民族分裂的背景下，表達了對民族自由與獨立的追求。這兩首樂曲在電影中的運用，不僅是一種音樂上的對話，更是一種文化層面的交流，展現了音樂浪漫主義的多元性與包容性。

斯皮爾曼與霍森菲爾德那悠揚且令人難忘的音樂交彙之際，不僅僅是兩個靈魂的碰撞，更是曆史的回響與文化的交融。斯皮爾曼那深情的演奏不僅重現了肖邦音樂中的波蘭根脈，也展示了其跨越國界的普遍共鳴。在那曲調中，浪漫主義的情感與思想得以升華，将個人的悲歡離合與民族的苦難榮光，緊密編織在一起。音樂在此刻成為了一個強大的語言，它不僅表達了對過去的深沉懷念，也預示着對未來的熱切期盼。斯皮爾曼的演奏，既是對波蘭苦難曆史的深情緻敬，也是對全人類對自由、和平與尊嚴的不懈追求的昭示。音樂浪漫主義在這一刻，不僅僅是藝術風格，也變成了一種跨越時空的精神，繼續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啟迪着我們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