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媒介批評》2024年第17輯，研究對象為《再見愛人》前3季。
（題外話：因為Melody的參與開始關注這檔節目，結果第四季嘉賓換成了侯佩岑，也是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動。）
摘要：綜藝節目《再見愛人》将離婚或情侶關系破裂看作一個“不愛”的情感過程，将情感視作成就一段關系或破壞一段關系的“要害”。節目的觀察模式使得節目之外的觀衆在與觀察團共同觀看的同時，亦成為旁觀觀察團的旁觀者。觀察團對于個體情感的整理和夫妻相處模式的重述将情感轉化為可供讨論和研究客體對象，無形中達成了對觀衆的情感教育，也試圖推動觀衆展開對婚姻中情感關系及情感現代性的思考；但愛情本身也在被重述和被解讀的過程中演變為一種科學，神秘性與神聖性被漸次解構之時，觀衆自然對愛情祛魅。節目設立初衷延續情動理論的思考，試圖探究情感關系中的複雜性，但被客體化、科學化的情感關系經過技術處理，其内部危機看似得到了解決，實際上卻産生了情感價值的悖論，亦使得情感關系分析重回理性與情感二元對立的趨勢。
關鍵詞：情感關系，客體化，科學化，情感現代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規定，2021年1月1日起，夫妻雙方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登記的，需要經曆30天的“離婚冷靜期”。在這一法令落地推行的背景下，同年7月，由芒果TV打造的國内首檔婚姻紀實觀察綜藝節目《再見愛人》第一季播出，随即在輿論場引發了廣泛的讨論。芒果TV系湖南廣電旗下互聯網視頻平台，為用戶提供電視劇、電影、綜藝節目和音樂視頻點播服務，其前身系湖南衛視新媒體網站“金鷹網”。該平台擅長打造綜藝IP，在對在節目外在形式與内在核心的把控上均有着豐富的經驗，此前推出的綜藝《明星大偵探》《向往的生活》《乘風破浪的姐姐》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收視與口碑，成為了具有生命力的代際綜藝作品。
離婚與離婚冷靜期都是當下社會敏感但确實存在的話題，一貫善于洞察社會熱點的芒果TV此番再次抓住了觀衆的興趣點與痛點。第一季成功收官後，《再見愛人》于2022和2023年又乘勢推出第二、第三季，口碑和收視成績均可算是優異。截止2023年底，三季《再見愛人》均獲得了7分以上的豆瓣評分（第一季8.9，第二季7.5，第三季7.1），堪稱現象級節目。該節目以房車旅行的方式為三對處于情感危機中的夫妻設置了流動的環境下相對封閉的情感場域。與現實生活拉開距離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日常生活中可能影響情感關系的外界因素，使得三對夫妻更能将目光聚焦在情感關系之上，更直接也更核心地讨論其情感危機的緣由所在。演播室的觀察團嘉賓通過熒幕考察六人旅行中的表現，結合自身情感經驗，以個體的情感價值理念為基礎，對三對夫妻間的相處模式進行闡釋與分析，并嘗試對其個體的行為動機做出心理學、社會學上的歸因。
法國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曾将離婚當作一種文化上的變量事件來研究，并由此得出結論：20世紀40年代，（在西方社會）人們報告的離婚原因更多是“客觀的”，比如酗酒或者忽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離婚的理由變得“更加抽象、更加關乎情感”，并且更加主觀：“浙行漸遠”“對我越來越冷淡”“感覺不愛了”成了離婚的主要理由[1]。離婚原因由客觀轉向主觀，由具體轉向抽象，“向内轉”的标志着離婚不再僅僅被視作婚姻的終結點，更體現了“不愛”的情感過程。在國内的話語場域中，有關離婚的讨論也經曆了與之類似的變遷，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融入國際現代化發展的大潮，個體與個性從集體中解放，自我的地位不斷提升，反映婚姻關系當中，即是對于“我”的表達與強調逐漸凸顯，乃至于有了取代“他/她”抑或“我們”的趨勢。在現代愛情中，自我主體性成為兩性關系中尤為重要的因素，尤其在女性主義興起在、性别土壤成分變更的當下，“科學研究認為親密關系是兩個自主意志通過自省後生成的理想關系，按照個人需求和心理學特質量身定制，因而讓舊有的愛情與超越性——高于個體特定需求及意志的力量——之間的聯系破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情投意合被認為是對自身自主性的威脅，取而代之的理念是兩個成熟自主的自我之間的協商”[2]。
在《再見愛人》播出前，亦存在讨論情感危機的電視節目，但該類節目多停留在專家出面“調解”“說和”的層面（例如山東衛視《幸福向前沖》，江西衛視《金牌調解》），其目的是對婚姻關系中的裂隙進行修複，繼而緩解情感危機，幫助嘉賓走向傳統意義上“不離不棄”的“幸福”，并為觀衆呈現“甯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的“圓滿”結局。而《再見愛人》作為國内首檔離婚綜藝，其設立初衷，是将離婚看作一個“不愛”的情感過程，探詢情感關系的複雜性，注重情感流動中的表達與分析，而非結果；同時将離婚與修好從客觀層面并置，肯定個體與自我的幸福。正如《再見愛人》第一季嘉賓朱雅瓊所說，“結婚不一定是為了幸福，但離婚一定是為了幸福”，賦予“為了幸福而離婚”以正當性與合法性；節目中觀察室嘉賓的設置，擺脫了以往的俯視姿态，以旁觀者的身份和相對平視的角度整合、分析三對夫妻的表現，将離婚的情感過程看作可供解剖的客體，對相關情節的解析無形中成為面向觀衆實施“情感教育”模闆；從對觀察室嘉賓的擇選中亦能發現，節目主旨（或者說教育目的）是向觀衆輸出并貫徹“愛自己”的觀念，強調情感關系中的自我主體性，這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觀衆對于“愛的終結”的焦慮，但不可避免的是，愛情本身也在被重述和被解讀的基礎上變為一種科學，愛情的神聖性與神秘性被解構、祛魅。值得思考的是，綜藝節目的結局不等于情感危機的化解，其背後潛藏着情感價值的某種悖論：旨在獲得自我價值感的個體在脫離親密關系後，反而失去了在愛情中獲得自我認同的可能。
一． 溝通的懸置：當情感作為客體對象
《再見愛人》的節目設置讓三對處于情感危機中的夫妻于旅行中嘗試溝通交流，并在這一過程中暴露、審視、反思危機發生的原因及可能的應對方式。依照社會學家的觀點，“溝通”的前提是要在某種社會關系中懸置個人的情感糾葛。溝通意味着脫離自我在具體和特定關系中的立場，進而采取一種抽象言說者的視角。強調是人的自主性或理解力。溝通意味着懸置，或者說重新歸類那種将我們與他人聯結在一起的情感黏合劑。但與此同時，這些中立和理性的言語程序常常伴有一種強烈的主觀色彩，它使人們易于将自己的情感合理化。因為情感的承載者一般會認為，他們才是自己内心感受的最終仲裁者[3]。也就是說，即使旅行中的夫妻在承認情感危機，且願意通過參加綜藝節目實現溝通的前提下，因為不可避免的主觀色彩，溝通的懸置前提難以實現，其結果是溝通依然易陷入無效的語境當中。如此，多位觀察室嘉賓的設置，則可以從将夫妻雙方的溝通整體懸置，使得雙方的表現與對話均處于客體的位置，有助于對雙方的姿态及認知進行更加到位的辨識。實際上，對于觀衆而言，觀察他人的生活已然能分出局内/局外的觀察視角，但由于每個人所處站位的單一性，很難不會在觀看時對某一人物或某一種情感輕易且粗暴地代入。他們的存在，一方面使得三對夫妻的情感關系在呈現給觀衆之前首先套入客體化的模闆，将有關情感關系的讨論置于一個相對圓融且客觀的平台上，另一方面也如多棱鏡一般使得觀衆在帶入個體情緒之前，先看到情感關系中被散射出的多維角度，避免陷入單一的主觀情緒。
例如在《再見愛人3》中，參與節目的夫妻王睡睡與張碩發生矛盾，王睡睡追究張碩過往的過錯并要求對方道歉，而張碩表示“我不想再哄她了”，觀察室嘉賓對此展開讨論。黃執中将“哄”定義為糊弄，指出張碩将他人的認真作戲谑化的處理，嘉賓Melody也認為這是張碩“沒有直面睡睡真正的感受”，後續張碩又因其忽視伴侶感受、道歉态度不夠誠懇等種種表現登上熱搜，被稱作“社會的鏡子”、男性伴侶中的負面典型。但随着節目的繼續播出，觀察室内的嘉賓們也對張碩“社會的鏡子”成因進行了讨論，Papi醬和李松蔚對王睡睡和張碩的相處方式進行了“重演”，通過他們“模拟”，發現王睡睡的交流方式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問題，比如誇大情緒而忽略事實，“用情緒來嫁禍一個人”，由此嘉賓們得出結論，指出這一組關系當中，王睡睡和張碩雙方“都在用錯誤的方式追求他們想要的東西”，并認為他們應該“明确表達自己的需求”，從而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溝通。《再見愛人》系列導演劉樂亦在訪談中表示，“他（張碩）确确實實是一個心地很善良的小孩，非常會照顧到周圍情緒。但是為什麼偏偏在親密關系上是這樣的模式？節目裡一直在探索，觀察室也在講。（其中一種原因可能是）人都渴望正反饋，這是一個生理機制。如果我做錯了，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議，而不是被質問是不是錯了？沒有人喜歡一直被鞭子抽，抽了以後我可能做得更不好，這是一種行為機制”[4]。可以看出，當觀察室嘉賓試圖将情感關系進行多角度分析時，也為觀衆帶來更多的思辨空間。“雙重叙述結構”以嘉賓的日常生活推動叙述發展，以觀察室内成員的讨論探索更深層次的社會觀點[5]，将情感投人微觀的公共領域，即處于公衆密切關注下的行動領域，使其受到言說程序以及平等和公平原則的約束[6]，節目正是在這一過程當中，将主觀性的情感認作客體，通過觀察室嘉賓的多維解讀實現情感的客體化。
有學者曾将《再見愛人》有觀察嘉賓的“正常版”和無觀察嘉賓的“沉浸版”加以對比，借用維特根斯坦“意義即用法”的觀點，認為觀察嘉賓承擔了“描述者”的角色。研究将三對夫婦的旅行指認為一場“大型語言遊戲”，觀衆如觀看“沉浸版”，屬于自身承擔玩家的角色，如觀看“正常版”，則屬于承擔旁觀者的角色，目睹觀察嘉賓沉浸遊戲。研究指出，玩家不會關心遊戲規則到底如何，因為他們在行為中将其内化于心并使用它，而旁觀者才會注意研究并看出遊戲規則，這使規則顯示出來。規則即遊戲的用法，而用法也就是意義。那麼觀衆一旦選擇了觀看“正常版”，相當于将遊戲的手柄交給了他者，而他者則會将遊戲的意義導向與社會目前對婚姻與親密關系的熱點與共識[7]。這即意味着，當觀衆選擇沉浸遊戲，遊戲的诠釋和解讀權在于觀衆自己，觀衆會通過自身的價值觀念對遊戲進行解讀，而解讀的過程會再次強化自身已然持有的情感價值觀念，形成與外界不相幹的閉環；而當觀衆放棄沉浸遊戲，轉而觀看他者對遊戲的诠釋時，遊戲本身便成為了可以被操縱的客體，他者将對遊戲的解讀導向共識的過程是不動聲色的，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節目使得旁觀的觀衆無形中實現了對共識的認同，達成了娛樂教育的目的。
二． “人間清醒”的設立：當愛情成為一種科學
觀察嘉賓的設定讓情感關系成為可供讨論的客體，而觀察嘉賓的人選及他們對三對夫妻做出的評價和建議則指向了節目預拟達到的效果。當修複關系不再成為唯一的終極目标，對個體需求的認可和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即成為最具優先級的考量，現代性的浪漫之愛最不同與以往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人們現在會調動它來保衛主體的自我價值[8]，在一段關系中感受到自我價值已經變成判斷一段關系是不是良好的可靠标志了[9]。觀察嘉賓試圖監控、分析夫妻雙方是否在這段情感關系中保有自我價值，夫妻雙方内部也以此為評價标準對自己的幸福指數不斷考量。局内人與局外人同時用自我意識和自我轉化技巧對感情進行督導，愛情就被理解為一種需要理智時時監控的情感。社會學家認為，現代愛情中，自主性逐漸成為心理學所倡導的自我理念的核心。面對協商、談判下的情感關系，如雙方均無法達成自洽的結果，就會産生高低勝負之分，如何在情感關系中守衛自我，取得不敗的戰績成為了情感關系背後隐藏的問題。
細看觀察室嘉賓人員的設置即不難看出，觀察嘉賓自身多是在情感關系中“勝利”的一方，或者說是在情感關系中保有自我價值的一方。即使他們曾經有過失敗的婚姻或失敗的感情經曆，但最終也通過分手或離婚收獲了更大的事業可能，他們的分手或離婚也因此被看作是頗富勇氣的守衛自我價值之舉。他們總是能洞穿夫妻相處中的問題，指出症結原因，被觀衆認為是“一針見血”，他們還會結合自身經驗，嘗試給予科學的解決方案，在節目當中扮演“人間清醒”的角色。
《再見愛人3》新加入的觀察嘉賓Melody就在節目中承擔了這樣的人設。作為台灣當紅的綜藝節目主持人，她在2023年7月宣布離婚，結束十七年的婚姻生活，并于離婚後很快接受了《再見愛人3》的邀請。Melody是出生并成長于洛杉矶的華人，擁有頂級名校UCLA的雙學位，還獲得過華埠小姐選美冠軍。她結婚後随丈夫移居台灣，丈夫一家經商，在台灣社會被認為是豪門，Melody因此也被稱為豪門貴婦。在加入《再見愛人3》之前，她因在台灣綜藝節目中诙諧而生動的話語、富有表演性又不失天真的行為受到廣大觀衆的喜愛，而她在節目中吐槽丈夫“白目”（閩南語，不識相、不會察言觀色之意）、以自我為中心、無心照顧家庭的橋段也被觀衆所熟知。她調侃自己不是貴婦而是“跪婦”，在她自己主持的節目《11點熱吵店》中，曾講過一個廣為流傳的“水蜜桃”的故事：她一個人從超市搬來兩箱桃子，丈夫愛吃硬桃，女兒愛吃軟桃，她在辛苦工作回家後累倒在床上睡着，驚醒後想到桃子還沒有放好，于是半夜起床将部分桃子放進冰箱，并“不自覺地”把爛掉的桃子吃掉，她邊分邊哭，“誰問過我要吃硬的還是軟的水蜜桃”。Melody宣布離婚後收到全網幾乎一邊倒的祝賀，網友紛紛恭喜她開啟新生活，《再見愛人》的導演組也表示正是看中了Melody離婚這一契機，“聽到她離婚的消息我們是第一時間就跟她對接這件事”。Melody的離婚被看作“‘嬌妻’的覺醒”，本人也被認為是值得稱頌和學習的榜樣，是“做自己”的典型。在接受采訪時她表示，“我的内心就是足夠強大，才能抵抗所有唱衰的聲音。人的自信和自我認同，就是從自己創造的成就上面來的，這靠家庭和别人是辦不到的，隻有自己可以給”[10]。在她加盟《再見愛人3》的第一期節目中，另一位觀察室嘉賓孫怡有意問她：“你現在是比較喜歡軟桃子，還是硬桃子？”，Melody輕松地回應：“我現在什麼桃子都可以吃”，節目播出後，這一互動也很快登上熱搜榜，Melody離婚後的狀态被網友評為“輕舟已過萬重山”。不難看出，節目組對Melody的邀約，即希望借用她的“清醒”人設來為節目中的女性話語土壤增值，也是希望她能借用自身經曆對三對夫妻做出某種“正确”的引導，比如她在節目中積極倡導女性的自我主體性，支持她們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你有權利可以選擇你想要過的生活，你不要怕被當作壞人”。
在情感關系中期望劃分出泾渭分明的對與錯、理智與不理智、清醒與不清醒的行為，意味着愛情在潛移默化中被推理為一種科學，一樁可分辨、可判斷、可評估的事件。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對愛情的祛魅之成為文化過程，其首要推手就是人們在解析愛情時普遍采用各種科學模式，經由大學院校和大衆媒體，種種科學模式得到廣泛傳播。在科學解析模式的加持下，這些框架颠覆了往昔那種把愛情視為妙不可言的、獨一無二的、近于神秘的體驗及無私情感的愛情觀[11]。
與Melody同在這一季觀察室的男嘉賓有胡彥斌、黃執中和李松蔚，其中歌手胡彥斌過去與女藝人鄭爽的一段戀情為人熟知，他在節目中表現出高情商和幽默的一面，在點評王睡睡與張碩的情感拉鋸時，曾貢獻一針見血式的“金句”，點明愛情中的輸與赢，“睡睡輸給了自己愛情中的沉沒成本”；辯手黃執中和心理學家李松蔚更是能夠做到精确提煉并總結夫妻矛盾的症結所在，他們傾向于将具體表現提升到抽象概念的層面，做出學理上的客觀分析，再給出專業性的建議。例如在《再見愛人2》中曾有過這樣的橋段：三對夫妻各自描繪自己的婚姻畫像，在完成之後李松蔚再對這些畫像做出心理學上的分析，“一個懂心理學的人陪他們做一個公開性質的聊天”[12]，他分析張婉婷的畫時，稱她的畫反映了她對婚姻的不确信，張婉婷本人頻頻點頭表示認同，他接着給出建議，建議張婉婷和她的丈夫宋甯峰“放下婚姻”，從婚姻狀态退回戀愛狀态，考察雙方對彼此的愛意是否成立；黃執中則在多季的參與中貢獻了無數金句，“人不愛自己的時候，别人的愛很難附着在他身上”“擴張成功的标準，你會發現你有好多戰場可以赢”“女孩要認清自己的優點，不要把别人對你好當成是别人的優點”，他也多次在節目中以自己和妻子羊葛莉和諧的相處模式為示範，講述優質關系中的要點所在。總而言之，他們表現出很強的“情感能力”（心理學理論中又被稱作“智力”），一種能覺察到他人感受、談論它們、共情彼此，并能為某個特定問題找到解決方案的能力。調動其同的文化結構來理解那些棘手的情緒，并能通過引導出有關痛苦和自助的叙事來幫他們識别這些情緒，對其進行疏導，最後使之“奏效”[13]。這種能力的凸顯和被推崇，更側面證明被祛魅的愛情已然退化為一場可以通過能力提升從而取得自我價值“勝利”的比賽，是一種可以通過學習來掌握的科學技術。愛情的科學化處理映照出人對自我價值的高度肯定，亦恐懼于親密關系對自我價值侵犯，而觀察嘉賓的意義就是通過分析和建議，使用文化技巧對情感關系做出規範。親密感的制度化讓情感關系中的雙方不間斷地聚焦彼此本身，而較少聚焦在情感的文化形态上。
三． 主體的危機：自我“勝利”之後
從表面上看，被客體化、科學化的情感關系在經過技術處理後，其内部危機看似得到了解決，嘉賓們幫助夫妻雙方看清了情感關系中自我的需求，重新确立了自我的位置，但如節目中所展現的一樣，經過這趟旅行中的各種溝通與心理治療，在觀衆看來，選擇分手或者離婚似乎成為了重拾自我價值的唯一途徑。曾有媒體向《再見愛人》的導演提問，“（針對王睡睡和張碩的關系）節目彈幕裡很多寫‘睡睡快跑’，大家都理解不了為什麼他倆這樣了還要在一起”，盡管導演表示，“《再見愛人》一直想要找一個中間的平衡，既不要輕易的分開，也不要作死的拖拉。我們希望擁有，既能離開也能修複的能力，可能這是更健全的愛[14]，但主持人的問題更能反映觀衆的普遍導向，或者說，節目最初的設想并未能實現，反而是在情感危機中及時脫身似乎成為了保衛自我價值的唯一選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對情感關系中自我價值的高度重視，導緻自我發展出了各種全新形式的超注意力（hyper-altentiveness），來密切留心任何顯露出不夠在意或情感距離的迹象；同時，也發展出了各種從危及自我的關系中抽身而退的文化技能與心理技能[15]。人們傾向于選擇退出而非修複，因為修複意味着向對方表達自己的脆弱及對他的不舍和依賴，而退出則是對自我肯定的操演性表達[16]。有研究指出，觀察嘉賓、心理學家的介入，對情感關系的技術化指導和分析，使得以無功利性為前提的浪漫愛變得越來越工具化，觀衆的關注點被引向“自我價值”的分析模式，使得原本屬于自我和親密關系的私人腳本在真人秀中逐漸轉化為一種公開的表演，自我通過視覺符号和語言等手段被外化，形成了一套理解自我的模式。觀衆則通過觀看内化了這套理解和管理自我的方法[17]。于是與節目高度共鳴的觀衆才期望看到離婚，甚至會對夫妻的複合感到憤怒，認為他們辜負了重拾自我價值的機會。
對自我的高度強調導緻對情感關系的提防和排斥，進而導緻對深度人際關系的疏離，這與情感客體化與科學化的過程密不可分。心理學家得出相關結論，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希望控制這些體驗以及控制激發這些體驗的人，因此情感聯結傾向于降級成一種策略，一種為了安全感而扼殺欲望的策略[18]。但事實上，切斷情感關系或遠離建立情感體驗的人是否真的能獲得一勞永逸的“安全”？自我價值能否在完全的獨立中得到實現？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價值感不再單獨由一個人經濟或社會地位決定，而必須從他/她的自我獲得；現代的社會價值感又主要是表演式的：也就是說，它是通過一個人與他人互動及其過程來達成的[19]。與他人的互動是現代社會交往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來自他人的認同使人們收獲社會價值感，進而能夠自我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人的認同成為了确立自我價值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認同既十分關鍵又十分複雜。因為價值感要通過表演性過程得以确立。也因為這一過程已變得高度個性化：随之産生了擇偶标準的乘法效應，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可預測性。這種情況進而造成本體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恰好同時将愛情作為其登場的最佳舞台，愛情成為給予認同（和需索認同）的主要場所之一[20]。也就是說，來自他人的認同是多方面的，而情感關系中另一半的認同具有不可替代性。社會價值感需要從他/她的自我獲得，定義為一個獨特的、私人的、個體的及非制度性的實體存在，而這一過程必須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來達成，且隻有愛情能為其中最獨特、個性和私人的部分提供錨定點，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愛情成為了價值感的核心組成部分。“做自己”“愛自己”的強制命令嘗試通過自主性來解決人們對認同的現實需求，然而認同隻能通過一個人承認對他人的依賴來賦予[21]。換一個角度看，與其說《再見愛人》中三對夫妻的情感憂患是自我認同受到親密關系威脅的危機，不如說是認同的需求及認同需求可能對自主性造成威脅這一對張力造成的結果。因此，當觀察嘉賓以旁觀的視角将三對夫妻情感危機作以技術性地化解，以提升/重拾自主性為基本目标，并将客體化與科學化的愛情觀傳達給觀衆時，即産生了情感價值的悖論：旨在獲得自我價值感的個體在脫離親密關系後，反而失去了在愛情中獲得自我認同的可能。
現代的自我視自己為一件持續創作中的未完成的作品，需要在情感關系和自我價值中尋求到某種平衡，且平衡點并不能成為一個制度化的設定，沒有絕對的“正确”答案，而是因個體差異及個人需求的不同而不同。作為《再見愛人》的觀衆，透過旁觀之旁觀的視角，所能感知到的隻是在結尾得知人物離婚時的快感或得知人物複合後的憤怒，而綜藝落幕之後，三對夫妻在離婚或複合後幸或不幸則無人知曉。現代愛情是一個複雜的命題，愛情的客體化與科學化及對情感危機的技術性處理并不能形成本質上有效的解決方案，這需要人們在情感道路上的不斷求索。
四． 結論
如《再見愛人》的導演劉樂所言，“我們解決愛的問題的能力那麼的貧瘠，我們對于愛的探索如此有限，但生而為人，我們對愛的需求卻是永恒的”[22]。因情感需求的恒存，對情感的探究始終是人文研究史脈中極為重要的闆塊。情感（affect），也被翻譯為“情動”“愛欲”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情感轉向”（affect/emotion turn）逐漸成為人文學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不同于傳統美學研究中強調在審美過程中的情感，情感轉向強調身體在審美活動中的作用，身體不再被心靈（理性）壓制，情感不再居于理性之下，這将被現代性所割裂的身體與心靈找到了彌合點。
在為情感建立解釋模式這一同一問題上，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通過對愛的觀念的剖析，分别提出了兩套理論。笛卡爾對愛的解釋展現了其對理智與情感徹底分割，他認為，愛是科學和理性視野中的激情，是一種可以被理性控制的激情。斯賓諾莎則針鋒相對地駁斥了笛卡爾的觀點，他認為情感是一種身體之力的變化，并将身體放在與其他身體之間的關系中來讨論，“一個物體（身體）之動或靜必定為另一個物體所決定，而這個物體之動或靜，又為另一個物體所決定，而這個物體之動或靜也是這樣依次被決定，如此類推，以至無窮”[23]“人身能在許多情形下移動外界物體，且能在許多情形下支配外界物體”[24]。由是身體間的接觸決定了情感的流動，而這種情感的力量（身體之力）确立了個體的存在，“快樂與痛苦乃是足以增加或減少、助長或妨礙一個人保持他自己的存在的力量或努力的情感”[25]。借由情感之流動性，學者汪民安對此有進一步的闡釋：如果愛是一種情感和力的變化過程，那麼，愛就是不穩定的……斯賓諾莎對情感和愛的理解實際上打開了愛的流動性的一面。愛的特點不是具有一個不變的本質，它的本質恰恰是具有可變性，是力的變化過程。愛，從斯賓諾莎開始，脫離了一種永恒性訴求。愛不再将永恒和不變作為目标。愛恰恰是易變的。海枯石爛的愛恰恰是對愛的誤解，是對愛的剝奪和壓制，并沒有所謂的理想之愛和永恒之愛[26]。
及至20世紀70年代，冷戰勝負懸而未決，全球反抗資本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理論家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于此時在斯賓諾莎基礎上又行一步，肯定了愛之流動性，明晰了“情動”的概念，同時亦為個體的不穩定性找到了合法解釋：“一個形體可以是任何事物；它可以是一個動物、一組聲音、一個心靈或觀念；它可以是語言素材、社會團體、共同體。對于在按這個觀點組成形體的諸微粒子之間，也就是說，在非構成的諸要素之間的一套快與慢，動與靜之關系，我們稱之為某形體之經度。對于每時每刻充斥形體的一套感受，也就是說，一種無名力量（生存之力量，遭受影響之性能）之強化狀态，我們稱之為緯度。我們這樣就建立起一個形體之平面圖。經度和緯度合在一起構成大自然，内在性或一緻性之層面，它總是可變的，而且不斷被個體和共同體所修改，組合，再組合。”[27]就在德勒茲講述“情動”課程的同一時期，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誕生”課程上提出了“新主體”的概念，他們都強調以流動性而非二元對立的方式把握曆史和現實，以此重新激活關于“未來”的想象，這是一代理論家的共同曆史背景與訴求[28]。
德勒茲和福柯的研究中關于未來的預測與想象都指向了後人類時代。随着AI技術的崛起及普及，邁向後人類時代幾乎成為了不可回避的現實，人們面對偶然性、不确定性和未知性造成的混亂，表現出焦慮、迷惘和憂郁，情感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能試圖解決理性無法回答的一些現實問題。因為個體具有不穩定性，而愛亦具有天然的流動性和複雜性，故而人們在面對愛的分離時總是百般躊躇、懸而不決。正視、理解複雜性恰是《再見愛人》節目設立的初衷之一：嘉賓們攜帶着對于各樣人生的疑惑與渴望，以“愛情”為通行證在鏡頭内外、虛拟與真實世界間穿梭往來，與親近和陌生的人們相互緻意，彼此對抗、妥協、安慰、和解之際，嘗試安置自己的需求與恐懼[29]。不過，雖然初衷是處理理性所不能解決之問題，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科學化”的偏差，尤其對于站在旁觀之旁觀角度的觀衆而言，無法提供終極方案的情感分析終究是缺乏效力的。在觀看張碩與王睡睡多年的情感糾葛中，彈幕呈現出的是滿屏的“睡睡快跑”，情感分析在此時近乎失效。不能否認，離開或許是一種科學理性的選擇，也是一種“高效”的選擇，但也同時在根源上拒絕了抵達情感複雜性的可能。經過雙重管窺，笛卡爾的“陰影”似乎再次籠罩，被客體化、科學化的情感關系分析又出現重回理性與情感二元對立的趨勢，由此在現實層面上，造成了節目設立初衷與節目執行效果相悖的處境。
[1] [法]伊娃·易洛思：《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葉晗譯，嶽麓書社2023年，第317頁。
[2] [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麼痛？》，葉嵘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08頁。
[3] [法]伊娃·易洛思：《冷親密：為什麼愛越來越難》，汪麗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頁。
[4] 張明萌、劉樂：《〈再見愛人〉婚姻裡誰都沒錯，日子怎麼就沒法過》，《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11月29日。
[5] 缪佳佳：《情感類綜藝節目現實主義轉向實證分析——基于對〈再見愛人〉的考察》，《新媒體研究》2022年第5期。
[6] [法]伊娃·易洛思：《冷親密：為什麼愛越來越難》，汪麗譯，第53頁。
[7] 王楷文：《〈再見愛人2〉：一場介于真假之間的旁觀遊戲》，《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年1月12日。
[8] [法]伊娃·易洛思：《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葉晗譯，第307頁。
[9] [法]伊娃·易洛思：《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葉晗譯，第273頁。
[10] 顧襄、殷悅（Melody）：《“嬌妻”的覺醒》，《谷雨實驗室—騰訊新聞》2023年12月5日。
[11] [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麼痛？》，葉嵘譯，第307頁。
[12] 靳錦、康堤、李松蔚：《和李松蔚聊〈再見愛人2〉：我們為什麼害怕打開這檔節目》，《GQ報道》2023年2月9日。
[13] [法]伊娃·易洛思：《冷親密：為什麼愛越來越難》，汪麗譯，第102頁。
[14] 張明萌、劉樂：《〈再見愛人〉婚姻裡誰都沒錯，日子怎麼就沒法過》，《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11月29日。
[15] [法]伊娃·易洛思：《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葉晗譯，第273頁
[16] [法]伊娃·易洛思：《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葉晗譯，第290頁。
[17] 陳明哲：《〈再見愛人3〉：為什麼愛變得越來越難？》，《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年11月16日。
[18] [美]斯蒂芬·A.米切爾：《愛與歲月：精神分析視角下的愛情》，王家醇、莊淑婕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21年，第80頁。
[19] [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麼痛？》，葉嵘譯，第225頁。
[20] [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麼痛？》，葉嵘譯，第232頁。
[21] [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麼痛？》，葉嵘譯，第285頁。
[22] 羅芊、劉樂：《〈再見愛人2〉：為何婚姻讓我們如此疲憊》，《人物》2022年12月16日。
[23] ［荷］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7頁。
[24] ［荷］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第61頁。
[25] ［荷］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第146—147頁。
[26] 汪民安：《笛卡爾和斯賓諾莎的愛的觀念》，《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5卷第2期。
[27] ［法］吉爾·德勒茲：《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馮炳昆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4頁。
[28] 張錦：《“情動”與“新主體”：德勒茲與福柯——一種朝向未來的方法論》，《東南學術》2020年第5期。
[29] 孫慈姗：《〈再見愛人〉教會我們的事》，《文彙報》2023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