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了全片(或需搭配大體無誤的字幕)的觀衆應該都能察覺到導演的立場究竟在哪邊,絕對不是豆瓣短評區那些劣質的後革命犬儒主義發言,也不是某種庸俗的“反思”(讀作“忏悔”),而是“内部批判”。顯然他并沒有改變早年的立場:若松孝二本人在六七十年代曾親身介入新左翼運動,并拍攝過赤軍派阿拉伯分支的宣傳紀錄片。

赤軍-巴解人陣:世界戰争宣言 (1971)7.71971 / 日本 / 紀錄片 / 若松孝二 足立正生

本片發行之後若松孝二曾親赴黎巴嫩和朝鮮,将影片拷貝送給當年參與激進行動後定居異國前赤軍派成員觀看,參見幕後花絮

【日語無字】若松孝二《実録・連合赤軍 あさま山荘への道程》幕後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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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後的媒介鬥争”就是指這部聚焦1972年事件、發行于2007年的電影,尤其是結局部分。

第一次觀看到結局的感受可稱得上震撼:這種對于淺間山莊攻防戰的拍法是觀看前完全無法想象的。而初次觀看時尚未聯系到更宏觀代背景:即在1972年的當時,對淺間山莊攻防戰的電視直播對于日本大衆政治意識直接的深刻作用。

雖然充滿着戲劇性要素,但縱覽日本六十到七十年代曆史,淺見山莊在任何方面并不能算作70年代日本階級鬥争中最有意義的事件。然而為什麼偏偏是淺見山莊事件這樣一出不上不下的事件最終被銘刻進了日本大衆的曆史記憶并被标志為60年代新左翼工人-學生-市民運動衰落的轉折點呢?或者用一個日本曆史與社會研究中的常用語來說,為什麼偏偏是淺見山莊事件最終被認定标志了日本戰後“政治季節”的終結,并拉開了去政治化的“後戰後社會”的序幕?日本傳媒學者吉見俊哉非常敏銳地注意到,作為事件舞台的淺見山莊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在赤軍成員的多日逃亡中,這些人不知不覺已經來到了輕井澤附近。雖然仍然遠離都市,但輕井澤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旅遊名勝,自19世紀以來就是日本王公顯貴與資産階級的避暑勝地,而最終赤軍成員據守的這棟淺見山莊,其實位于一片離輕井澤火車站隻有十分鐘車程名為“輕井澤NEW TOWN”的新興高檔地産開發區内,這片區域當時已經鋪設了完善的基礎設施與數棟待售别墅,并與71年底實現了公交通車,隻是因為還沒有住戶接手,才暫時成了一座空無一人的幽靈城鎮。赤軍成員最後所誤入的,正是這樣一處非現實的消費社會景觀。但如果回到71年2月的淺見山莊現場,吉見俊哉的分析恐怕會引發相當一部分日本公衆的異議。在日本公衆的集體記憶中,警察機動隊在催淚彈與工程機械的掩護下大戰左翼過激分子的場景無論如何都難以與風景優美名流雲集的度假勝地輕井澤聯系在一起。之所以會産生這種争議,自然與日本各路電視媒體對淺見山莊事件的大規模報道脫不開關系。在1971年,在經曆近20年的運營後,廣播電視網絡已經實現了對日本社會的深度覆蓋。而2月19日警察發現赤軍成員行蹤并包圍淺見山莊後,電視台很快就派記者抵達輕井澤跟随報道,在2月28日警察強攻淺間山莊時,包括NHK在内的電視台更是進行了直播報道,收視率達到了90%以上,産生了萬人空巷的場面。淺間山莊事件之所以成為日本公衆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顯然是電視媒體極高動員能力的結果。因此相應地,無論是公衆對淺間山莊事件的關注,還是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經驗以及看法,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媒體的塑造。雖然事實上淺見山莊諷刺性地位于一片經過開發建設的商業住宅區,但是電視媒體對淺見山莊建築的大量仰拍特寫還是強化了這是一出孤立空間的印象。赤軍陰差陽錯地誤入了一片代表後戰後經濟繁榮與新興消費社會願景的景觀空間中開展最終的戰鬥,但不幸的是電視媒體并沒有正确的反應出這一發人深省的事實,而是不假思索地繼承并傳遞了機動隊與過激分子在無涉于市民社會日常的深山老林中展開槍戰的觀念,這種觀念鞏固了電視媒體所特有的僞具體性特征,排除了赤軍成員的掙紮與這出寓言劇所上演舞台間複雜的情景關系,進而使得新左翼運動面對國家機器的殊死一搏退化為了與視效電影等同的純粹景觀。令人不免想到鮑德裡亞“海灣戰争不存在”的著名論斷其實在20年前就得到了精确地預言。正是在被電視媒體如此詢喚的一億冷漠看客的注視下,赤軍成員代表新左翼運動迎來了悲劇性的戰敗。因此,正如對淺見山莊事件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樣,在戰後社會中建立起的新興電視媒體決不能被視作在社會網絡中傳遞信息的透明中介,反而應當被視作重塑日本社會階級構成的重要杠杆,不僅因為電視媒體通過生産公衆對政治事件與社會生活的感知再生産了均質的消費身份認同,更因為電視媒體基礎硬件建設與媒介内容生産本身就成為消費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電視媒體也成為了戰後日本社會階級鬥争中一條不可忽視的戰線。——魚闆《跨越世紀的日本動畫·日本媒介戰争始末》https://mp.weixin.qq.com/s/_mwQFh0PaQSSTL6CWSZviA

淺間山莊之受到異乎尋常的矚目,除卻事件本身的奇觀性,部分也是因其蒸騰起了社會大衆在1960年代這個“政治的年代”中尚未燃盡的滿腔熱血。與後來的印象不同,多數日本民衆在當初并非将事件看成過激分子的極端暴行。相反,事件發生時,社會輿論中湧現出了大量抗議暴力圍剿,支持聯合赤軍成員抵抗的聲音。在相持期間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日本民衆把據守山莊的五人看作學生活動家,認為需要将他們區别于普通的罪犯來加以對待。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高校舉行大規模集會,學生們奔走街頭并散發傳單,呼籲大衆支持抵抗者并反對暴力鎮壓。面對體制方成千上萬的武裝部隊,五位勢單力薄的左翼青年學生負隅頑抗,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槍一彈的場面,在當時引發了廣泛共情。在剛剛過去的1960年代裡,政府對美軍越戰的支持、為建造成田機場等設施而進行的強制拆遷、官方背景化工企業造成的公害污染等種種問題,引發社會上強烈的反體制情緒,社會大衆即便沒有直接參與反對鬥争,也難免會對這些懷抱社會變革理想、公然反抗權力的左翼青年懷有同情。在山莊最終陷落後,對事件的積極認識不減反增。遭到逮捕之際,被高壓水槍淋得不成人形的五人被大量警察架着擡出,卻仍然怒目金剛地保持抵抗姿态。這一形象經過媒體轉播而為人們所熟知。被劫為人質的管理人之妻在事發期間得到妥善對待,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拒絕作出任何不利證詞。這使得人們更加信任這些學生運動家們的正直和真誠。然而審訊階段中暴露出的一件可怕事實,令社會輿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警方的調查中人們獲悉,自去年年末開始,包括五人在内的聯合赤軍29名成員進入群馬縣榛名山建設山嶽基地開始共同生活。然而在此期間,共計12名成員在遭到其他同伴的暴行後喪生。這一連串的集團内部暴力事件後來被稱作“山嶽基地事件”,與淺間山莊事件一起統稱“聯合赤軍事件”。在其極度惡劣的負面影響之下,1960年安保運動以來洶湧澎湃的政治運動能量迅速走向冷寂。聯合赤軍事件徹底改變了日語中“左翼”一詞的色彩,普通民衆自此開始談“左”色變。許多原來的左翼青年逐漸放下變革理想,開始沉溺于消費社會和泡沫經濟時代的紙醉金迷。時至今日,隻要有如同SEALDs那樣青年學生的社會參與,種種保守人士便會從四面八方出現,宣稱他們馬上就要重演聯合赤軍的暴行。——苦琴酒《淺間山莊事件50周年:時代、性别觀念沖突視角下的事件重探》https://mp.weixin.qq.com/s/pmPvFdI7CuhkG5VrrBtC5A

而在35年後,若松孝二回顧激進歲月時,其“反思”就不僅僅局限于赤軍團體不切實際的路線和惡劣的組織氛圍,自然也不會繞過這一場後來才被發現影響如此深遠的電視直播。據此,我們可以嘗試去解讀影片結局的拍攝方式。

在淺間山莊攻防戰之前,影片的攝影風格更多是一種事無巨細的“曆史情景還原”,配上明顯的低成本質感(群衆演員之少完全無法表現出人數衆多的學生集會),甚至令人惡趣味地想到普法欄目劇。而在淺間山莊開始遭到警方進攻時,電視劇式的、過于“客觀”而略顯溫吞的影像轉變為截然不同的風格:鏡頭細緻地聚焦于被圍攻者面孔上的神态,出現的特寫遠多于之前兩個多小時的總和。在整個攻防戰戲份中,鏡頭基本上一直位于室内,幾乎沒有交待室外警方行為的鏡頭,隻有窗外傳來的頗有壓迫感的擴音器喊話。到了最終被攻陷的段落,影像更是極為激烈,鏡頭的快速剪接營造了蒙太奇的時間性。

可以說,這正是對“淺間山莊圍剿·電視直播”的媒介鬥争:一種「反電視直播」的拍攝方式,其中電視媒介“客觀”的「僞具體性」被極為感性和“主觀”的影像所直接對抗。這也徹底體現了導演自身的立場:并不是如那場影響到全民的電視直播那樣,置身事外地圍觀這場貓鼠遊戲,而是明确站在了淺間山莊中被圍攻者的身邊。這種具體的“親臨感”使得觀衆與“作為具體的人”的赤軍成員産生反應,而并非新聞通報裡符号化的“過激分子”。

而情緒上的共振,或許可以喚醒某種時間性的想象,就像被本雅明從單調曆史中拯救的星叢:不要“見證曆史”,而是介入曆史——就像那些活在曆史片段中的死者曾經所做的——并最終創造曆史。

諷刺的是,其實在影片的淺間山莊段落中也出現了「電視」:被圍攻的赤軍成員正是從電視新聞中得知了震驚世界的(并在後世成為名梗的)「與尼克松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