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同遊的故事線并不複雜，影片出現過三次黑幕轉場，女主角也輾轉于三地，讓不同的經驗穿過自身。荔枝園無措，越秀區水蔭路不安且浮躁，香港則是陌生與驚喜共存。影片大量使用空鏡頭，攝入廣州與香港的街道小巷與市井生活，美術是曾經負責過許鞍華導演《桃姐》的潘燚森老師，影調很舒服，細節很紮實，讓情緒——這個故事的主要推動點彌漫，并完成影片的整體構建。
空間和視聽的相互配合，展現了導演對電影媒介的迷戀。塔可夫斯基曾經把拍電影比作“雕刻時光”，《人海同遊》的英文名“borrowed time”(偷來的時間)仿佛暗中了這一主題。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創作中，時間被用來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意義。而在《人海同遊》中，麥婉婷的“尋父”之旅也是一次探索和發現的過程，她通過這段“偷來的時間”去尋找自己和家庭的秘密。
影片開場于一場家庭聚會，麥婉婷在荔枝園中與衆人格格不入，孤獨地站在畫面一側。随後，鏡頭轉至她獨自一人，在茂密的荔枝林中緩緩剝食荔枝，紅色的殼片逐一落下，形成一道美麗的軌迹。電影細膩地捕捉了這一過程，其美學風格與《藍》中的“方糖融入咖啡”相呼應，展現了具身體驗和時間感知在電影藝術中的重要性。
原本，麥婉婷應當會這樣生活：繼續融入未婚夫的家庭，與退休的母親閑聊，以及繼續追讨逾期的欠款。然而，一系列意外事件——小偷的入侵、一把隐藏多年的鑰匙、母親在香港的孤獨身影、以及一位借貸人失蹤引起的被潑紅油的回憶，促使她突然踏上了前往香港的“尋父”之旅。羅蘭·巴特在《明室》中提出的“刺點”概念，描述了攝影作品觸動人心的一面。對麥婉婷來說，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刺點”成為了她暫時逃離現實的契機。她的旅程緩慢而缺乏戲劇性，就像所有初到香港的陌生人一樣，她在不熟悉的環境中感到尴尬，卻意外地發現，這種陌生感帶來的自在，勝過了與親近之人難以溝通的困境。
在平實的影調下，導演設置了許多介入與塑造了現實的媒介：媽媽的遊戲機、舊相冊、初到香港的出租車、天星小輪、打口碟等，這些真實的生活物料有着高度可辨的空間感和時代性。
而我這裡想重點分析的，是聲音作為媒介的使用。其一是在地性的聲音表達。地方聲景的特質是人們日常生活空間的重要方面，不僅是身份認同的建構方式，也是身處其間的、與情感相聯結的居所。世界真細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留心聆聽，這首《世界真細小》并不止出現一次，它曾經化為背景音出現在廣州部分的片段中，熟悉的人一下子被喚醒每天早晨被灑水車叫醒的記憶。麥婉婷與前男友北角城陽街買豆泡，偶遇一班僑胞南音演奏《魚沉雁杳》,”魚沉雁于杳，伊并無封書寄返不汝”，一曲纏綿細膩，聽曲人亦是曲中人，實在悶人心酸。此刻，音樂作為一種媒介，不僅展現了文化的内涵，更是人物情感的觸發點——她意外得知母親并非父親的元配，這樣一個秘密藏在心底，無法啟齒。困惑、疑慮、委屈種種情緒，在這曲深情中逐漸化解，母親也不過是一個單純地深愛着他人的女子。麥婉婷和前男友冒雨回出租屋，窗外台風呼嘯，屋内似有暧昧流動。兩人一起聽過去的一張打口碟《borrowed time》，觀衆并不能如期聽到音樂響起，背景音依舊是海、台風與雨水混雜的環境音。正如情感表達的最高境界是在激烈的情感中達到内心的平靜，最深刻的傾聽也不僅僅是聽到世界的聲音，而是在靜默中等待和感知那些即将出現的聲音。
廣州部分和香港部分的攝影風格并不那麼統一，台風天來臨後，差異更加顯著，這也是導演本來想達到的效果。從出租屋投影熱帶雨林的意識流影像開始，電影叙事遊離于”尋父“的線條，呈現出東南亞神秘主義的色彩。雨林的段落創造了一種使用DV機的僞記錄感，抽離出城市，他們進入雨林尋找食夢貘的蹤迹（在人們的夢中，它們以噩夢為食，留下美好的夢境）。
人類學經曆了聲音研究的大爆炸，斯蒂夫·費爾德的《Sound and Sentiment》是聲音人類學的奠基之作，探析卡魯利社會的文化生活與卡魯利自然世界（熱帶雨林）和精神世界的關系。克魯利人通過模仿鳥的鳴叫聲的方式作為表達自己失落、傷心情緒，這一研究視角在影片中得到了呼應，博士通過鳥語與鳥類的對話，展現了人類與自然界的溝通嘗試。與此同時，麥婉婷與前男友的遊蕩，不僅是一次個人的情感之旅，也是與上一代父母故事的對話。多重對話層疊交織，極大地豐富了電影的文本内涵和情感深度。
食夢貘沒有出現，而當自己主動穿過那片迷霧，”你就不再是原來那個你“。食夢貘的隐喻與她對父親的尋找相呼應，油麻地果欄她見到父親忙碌的身影，對視無言，記憶與情感歸位，完成了從尋找到自我歸屬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