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同名小說的傳記片《泳者之心》聚焦于1926年創下了橫渡英格蘭海峽的女子運動員——楚迪·埃德爾的個人經曆，生動地講述了在二十世紀初，那個對女性仍存在有悖人性的偏見的時代下，女性是如何不甘屈身守分，而憑借“敢為天下先”的膽魄去碎身糜軀的故事。在本片中，以楚迪·埃德爾為首的女性角色們身陷外化的異化當中，有人一步步被蠶食，有人一步步去打破，影片同時用巧妙的設計去展現了個體的反抗。

一、語言的力量

影片中的主角來自埃德爾一家。他們是宛若恒河沙數般的美國德裔家庭中的一個。楚迪的父親經營着一家肉鋪，代表着偌大的紐約市中的城市小資産階級，為了維持生意，盡管他理應是這個德裔家庭中的權威，卻自覺放棄掉了自己的母語——德語，轉而以原屬他者的英語作為自己的常用語。語言作為塑造自我身份認同的有力工具，卻率先在父親的場域中被抛棄。然而，作為第一個相對于孩子而占據大他者位置的人——母親，卻是家中唯一一個始終不忘德語的人，也正是這份锲而不舍的底色深深地影響了楚迪與梅格兩姐妹。

究其原因，父親已深受美國本土文化的奴役，迫不得已使用英語去建立與他人的橋梁，可家庭作為社會的最小單位，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卻有幸避免外界染缸的影響，反而能在家中堅持使用德語。通常而言，在因私有制而建立起的男權社會中，家庭主婦往往會遭受曠日持久的勞務壓迫，即持續不斷地為家庭提供飲食、着裝、日常用品乃至清潔等看似理所應當的服務，進而逐漸地被瑣碎的事務異化，無法在勞動中認可自身的價值。最終徹底依附于丈夫，成為家庭的傀儡。

但在影片中，母親卻被設置為從“愛”出發，希望兩姊妹在日後保全性命，而力排衆議讓楚迪與梅格學習遊泳的“女強人”。她甚至悍然走上街頭販賣花束，賺取供給兩姊妹進入女子遊泳協會的資金。回歸表象來看，不放棄母語的使用便是母親不向外界低頭，堅持自我的态度的體現，而外化在行動上，便是打破“女子不應學習遊泳”的荒謬看法，保障兩姊妹順利踏上遊泳征途的一系列行為，這也正是楚迪這一個體學習反抗異化的源頭。

遊泳與唱歌則是建構楚迪這一角色的兩大語言武器。前者是動作，後者是聲音。遊泳是向腐朽的舊秩序傳遞代表女性的心聲：無論男女，勇氣和榮耀是平等的。唱歌則是向動搖的内心重複大氣：排除萬難，争取更大的勝利。這兩大語言武器所指涉的不僅是角色的内心成長，更是亟待革新的話語體系。

二、殘障的屏障

楚迪在影片開頭便飽受荨麻疹的折磨。影片設置楚迪在家人的萬分擔憂中有驚無險地戰勝了病魔，作為奠定主角底色的開篇段落，該劇情彰顯了楚迪的兩個特性：頑強的生命力、不輕易受外界幹擾。

前者是日後作為萬千運動員其中之一的楚迪必備的特性，若無頑強的生命力，橫跨英格蘭海峽對其來說簡直是步履維艱。而後者則是一個留存在影像符号層面的比喻：荨麻疹使楚迪留下了聽障的病根，若長時間讓水進入耳朵，則很容易進一步惡化，最終失去聽力。然而，聽障的設定從另一方面來說，恰恰意味着楚迪在不自覺中屏蔽了外界的流言蜚語，免受彼時在彼時的社會仍未褪去的對女性的打壓和偏見的影響，從而可以獨立探索自我發展的方向。

在影片中，從選擇遊泳到進入女子遊泳協會，再到參加奧運會，乃至包辦婚姻，楚迪都從未受到以父親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的幹擾。女性在彼時的社會環境下，普遍被認為應當隻接受基礎的教育，并聽從父母的命令，順從男性的揀選，成為服務小家庭的“服務員”，繼而屈服在外化的異化之下。女性在軟性的話語權威締造的秩序下，唯有抛棄自主就業的權利，才能為自己平凡的未來“保駕護航”，甚至不應該過多地發表見解。但楚迪在大病初愈後，幼小且尚未脫離家庭的經濟藩籬的她選擇用聲音作為武器去抗争——侵占他人的聽覺場域。楚迪利用兒童這一尚未有清晰的性别分野的身份去挑戰權威，終日彈唱《Ain't We Got Fun》。一方面，幼年楚迪拒絕為自己貼上“文靜”的女性标簽，大膽在公共場合展現自己，另一方面，幼年楚迪犧牲正常作息，與父權展開了不眠不休的抗争，才最終換來了應得的妥協。可見，患有聽障的楚迪反而是最懂得主動輸出聲音的角色，這便是“殘障的屏障”。

三、脫産的反抗

在影片中，從事生産與否被賦予了是否被卷入社會大生産的異化中的意味。早期的楚迪與梅格兩姊妹是互為表裡的關系，因為她們尚未走到談婚論嫁的年紀，故而可以較為自由地追逐自己所熱愛的體育事業。然而，等到梅格的地下戀人無法再被隐瞞時，一樁指腹為婚的交易卻硬生生将梅格的人生破開兩段：埃德爾一家移居美國的條件是将梅格許配給同為德裔肉販的德思禮。一句“不是安德森，是德斯禮”飽含了無盡的無奈，梅格随後的命運便是放棄體育，放棄自己熱忱的遊泳，被束縛在肉鋪的一畝三分地，逐步被機械且枯燥的屠宰生意剝削與否定其自身價值，不斷地産出自身并無生産意願的産品，成為家庭的經濟職能上的一顆螺絲釘。

一母同出的楚迪則成為了梅格的對比樣本，她承繼了母親身上的反抗符号：脫産。楚迪在面臨包辦婚姻時，選擇聯合梅格佯裝兩人落海遇難，從而吓退由父親接納的德裔追求者。立足于不婚的基礎上，楚迪得以獨享家人對體育的資金援助和精神支持。至此，“脫産”也正式在影片中被圈定為個體反抗的符号，跳出外化的異化，不必從事否定自身價值的機械性工作，被束縛在家庭、商鋪一體的經濟結合體當中。

果不其然，如同其在全片中都未曾表露出正式職業的母親一般，楚迪毅然決然地踏上了“自古華山一條路，登臨猶比上天難”的橫跨英格蘭海峽的征途。在楚迪凱旋回國之後，影片以真實影像資料輔以文字，告知了觀衆楚迪的後半生：楚迪徹底失去了聽力，畢生緻力于殘障兒童的遊泳教育事業。至此，楚迪完全地離開了家庭的捆綁，開創了屬于自己的事業，實現了價值與邏輯的返歸，在遊泳教育事業中完成了自我的認同。

一方面，楚迪這一個體的反抗針對的是對自己的外化的異化的威脅，另一方面，作為被柯立芝總統稱贊的“美國最好的女孩”，她一躍成為了彼時女性的模範，道出了個人命運的真谛，指出了女性亦可選擇自己的道路。

本片作為一部從女性視角出發的傳記片，正是在上述的三個角度中，成功塑造了楚迪這樣一位超越了時代，泅過了偏見之海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