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南京照相館》，我的心情如同被一塊浸滿血漬的膠卷壓在胸口——沉重、窒息，且充滿被刻意引導的憤怒。這部打着“銘記曆史”旗号的電影，卻讓我深刻懷疑：它究竟在解構曆史真相，還是在制造一場以仇恨為燃料的狂歡？當“反對仇恨對立”成為觀影後最強烈的感受時，或許正是影片在價值觀層面的迷失，擊中了當代觀衆最敏感的神經。


一、曆史創傷的“工具化”：仇恨煽動取代深度反思
影片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本應成為叩問人性、反思戰争的載體，卻淪為廉價的仇恨制造機。導演将鏡頭聚焦于日軍暴行的血腥畫面與主角團的“複仇式反抗”，卻對曆史背後的複雜動因避而不談。日軍攝影師伊藤從“僞善文人”到“瘋魔暴徒”的轉變，被簡化為一串機械的劇情轉折，缺乏對軍國主義洗腦機制的深層解剖。更諷刺的是，影片結尾将抗戰勝利暗示為“照片曝光引發的國際譴責”，這不僅消解了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的史詩，更将曆史正義簡化為一場“輿論戰”。當創傷記憶被粗暴工具化，觀衆收獲的不是清醒的認知，而是被導演預設的仇恨指令。


二、人物塑造的極端對立：消解人性，強化刻闆印象
影片中的人物仿佛被焊死在善惡兩極：中國平民必須是“無畏的英雄”，日軍必須是“無腦的惡魔”。這種二元對立徹底扼殺了人性的灰度。例如，主角蘇柳昌從“求生者”到“殉道者”的突變，缺乏心理動機的鋪墊，淪為符号化的“抗日工具”；而日軍伊藤的“儒雅面具”與“暴戾内核”被刻意割裂，最終淪為觀衆洩憤的靶子。更荒謬的是，漢奸角色王廣海被徹底妖魔化，其“求生本能”與“良知殘留”的複雜性被抹殺，仿佛所有妥協者都罪無可赦。當人物成為對立情緒的傳聲筒，曆史的真實人性被碾為齑粉。


三、叙事邏輯的緻命漏洞：為煽情而踐踏曆史真實
影片的“仇恨叙事”建立在搖搖欲墜的邏輯地基上。例如，日軍對照片洩露的“過度恐慌”與曆史事實嚴重不符——1937年的日軍尚未面臨戰敗審判的陰影，卻因幾張照片陷入集體癫狂，這無異于将侵略者塑造成自我崩潰的滑稽角色。更緻命的是，主角團“調包底片”的荒誕操作：明知日軍會逐一核查照片，卻天真地将血腥原片藏于衣物、嬰兒襁褓中，這種無視基本邏輯的設計，隻為制造“絕境中的悲壯”。當叙事為煽情而踐踏曆史真實，觀衆感受到的不是莊嚴的銘記，而是對曆史傷疤的二次消費。


四、價值觀困境：民族記憶的祛魅與仇恨的異化
《南京照相館》最大的危機，在于将“銘記曆史”異化為“固化仇恨”。影片不斷用字幕強調“尊嚴靠實力捍衛”，卻未回答：當實力已至今日，我們是否仍需以仇恨澆灌曆史？對日軍暴行的極緻呈現，若不能導向對戰争根源的深刻反思，反而固化“敵人永遠邪惡”的認知，這難道不是對曆史教訓的悖反？更值得警惕的是，影片将個體反抗渲染為“民族大義”，卻無視了曆史中無數平民的沉默與求生選擇——這種對“英雄主義”的強制賦值，是否是對多元曆史記憶的暴力閹割？


五、藝術表達的迷失：形式創新掩蓋價值空洞
不可否認，影片在影像風格上有諸多嘗試：槍栓聲與快門聲的交織、血色江面的隐喻、底片顯影的儀式感……但這些形式創新未能填補價值觀的空洞。當藝術語言淪為仇恨情緒的放大器，其美學價值便淪為服務于煽動的工具。更悲哀的是，影片對日軍“掠磚建塔”的設定，看似在批判軍國主義符号，實則陷入“獵奇化暴行”的陷阱——觀衆在驚歎侵略者的“儀式感”時，是否也在無意識中參與了一場對暴力的凝視狂歡？

我們需要怎樣的曆史叙事？
《南京照相館》的困境，折射出當下部分曆史題材創作的深層危機：在“愛國”與“反戰”的夾縫中，創作者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價值陷阱。當影片将南京大屠殺簡化為“善惡對決”的寓言，其結果隻能是制造新一輪的民族情緒對立，而非真正促進對和平的思考。真正的曆史銘記，不應是仇恨的複寫，而是對人性深淵與文明救贖的雙重審視。或許，唯有當我們放下對“敵人”的妖魔化想象，才能從曆史中淬煉出超越仇恨的智慧——而這，正是《南京照相館》未能抵達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