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格斯·蘭斯莫斯詭谲的鏡頭下，《可憐的東西》披着女性主義外衣進行了一場危險的父權遊戲。這部将弗蘭肯斯坦叙事嫁接在女性身體上的黑色寓言，猶如實驗室裡精心調配的化學試劑，在蒸汽朋克美學的燒瓶中翻湧着可疑的粉紅色泡沫。
貝拉（艾瑪·斯通飾）被男性科學家灌注成年女性大腦的嬰兒式覺醒，本質上仍是男性造物主對女性認知的暴力殖民。當她的性啟蒙被呈現為妓院裡的蒙太奇狂歡，當她的思想覺醒必須通過周遊世界的男性凝視來完成，影片的激進姿态便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悖論——這場所謂的女性意識革命，始終運行在男性設計的程序代碼裡。
蘭斯莫斯慣用的高飽和色調成為新型的視覺暴力，那些刻意扭曲的魚眼鏡頭與傾斜構圖，将女性身體異化成可供把玩的獵奇展品。貝拉抽搐的舞蹈、誇張的肢體語言與其說是女性生命力的迸發，不如說是導演手術刀下的提線木偶表演。即便在反抗父權壓迫的高潮時刻，女性角色的覺醒依然需要通過擊倒男性象征（律師、科學家、軍官）來完成，這種二元對立的叙事邏輯本身，就是父權話語體系的鏡像投射。
影片确實提供了令人驚歎的視覺創意，維多利亞時代的蒸汽機械與生物朋克的嫁接制造出迷幻的叙事空間。艾瑪·斯通用她彈簧般伸縮的肢體語言，在男性設定的劇本夾縫中撕開些許真實的生命痛感。但當鏡頭貪婪舔舐女性胴體時，當女性意識覺醒必須依賴男性啟蒙時，這部看似先鋒的電影，終究淪為了父權實驗室裡一具精緻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