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紀錄片聚焦三和人才市場的日結青年群體——拿日結工資、幹一天休息三天的“三和大神”們，由此切入階層流動的議題。

描摹這個群體的特征與經曆時，影片采用的視角既細緻又寬廣：單身、留守經曆、欠缺學曆、二代打工者，在陌生而不友好的大城市裡住着15元一晚、擁擠且不衛生的簡易旅館（這些“旅館”多由曾經的農村住房違規改造而來），身份證被偷，被黑中介敲詐拐騙，而低廉的工資則永遠無法為他們在大城市換取體面的生活——永遠是一個沒有戶口的六等公民。短暫地經曆過高強度甚至是高危的工廠工作後，他們不禁自問，“你過得那麼累，是為了什麼？”于是辭職幹日結，将手頭僅有的金錢和大把的時間投向網遊、網絡賭博、網絡貸款甚至高利貸。

我認為，不論是紀錄片中三和大神的行為邏輯，還是紅遍互聯網的“躺平”心态、西方學者提出的“貧窮文化”概念*，無一不體現出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對于社會中下層個體能動性的窒息：即便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實現躍升，索性便放棄掙紮。這種心态是一種習得性無助。也正因為這種結構性的困境毀掉的是人對未來的期待，是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感，它才更加隐蔽而殘忍。在三和日結青年的案例中，“人窮志不窮”的民間教育學似乎告敗，讓位于那些對社會結構的暴力視而不見、轉而譴責受害者的人們嘴裡帶有嘲諷意味的“還不是人窮志短”。

我不是一個社會結構決定論者。僅僅一個月前，我還在備忘錄裡樂觀而昂揚地寫：“即便身處于‘結構’之中，我們也永遠‘能動’，永遠有颠覆‘結構’的可能性”。但三和青年們的境遇卻讓我沉思良久，不得不承認結構巨大的壓迫力量。樂觀的資格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

回到紀錄片。我覺得其中有一些點完全可以進一步挖掘，甚至成為一部新的紀錄片。比如青年人沉溺其中的網絡遊戲與網絡賭博，再比如鄉村教育的凋敝、學曆帶來的職業壁壘、職業分軌中教育的名與實。

以網絡賭博為例。在消費與娛樂社會學的課上我讀到一篇有趣的文獻**。作者在文中區分了競争遊戲與概率遊戲：玩家在前者之中會動用“我”的一切能量，不擇一切手段地去争取遊戲的勝利；而在概率遊戲中，玩家則是完全放棄了“我”，将勝負交付給所謂的命運，而運氣其實就是對個人意志的否定（negation of the will）。作者進一步提出，商業賭博就屬于典型的概率遊戲，在競争激烈且高度等級化的社會當中，這種概率遊戲發揮着社會安全閥式的作用：因為概率面前人人平等，在平日裡作為等級區隔的職業、經曆、身份，都難得地不再發揮作用。當時的我想象着金碧輝煌的威尼斯人中出入的“豪客”，實在不明白他們怎麼會是受困于身份等級的人，因此對這套理論不以為意。直至看到紀錄片裡沉迷于網絡賭博的三和青年，我才意識到它也許真的有點道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數量也許并不亞于男性的女性打工者群體，這部紀錄片的關注并不太多。最主要的幾位講述人無一例外是男性。在我的印象中，女工在片中僅出現了三次：第一位打工母親含着淚訴說着孩子不到一歲便交給了老家的父母，每個月一發工資就寄回去；第二位一襲紅衣的打工女孩作為湧入城市的打工者群像中的一員，隻有短短的鏡頭與五句不能更加簡略的話：“來了沒多久”、“廣西的”、“五個月”、“找工作”、“自己過來的”；第三位女性則出現在貴州打工小夥對于家庭情況的描述裡：家裡四個孩子基本上都讀了書，“就是我姐姐上完初中就沒讀了”。

那麼，第二代女性打工者裡是否也有“大神”式的人物？她們通常選擇的（或者選擇她們的）職業有可能讓她們成為“大神”嗎？她們身上背負的家庭期望或性别“責任”允許她們過“大神”式的生活嗎？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大神是什麼？大神的特征就是不想幹活。”外出打工已逾十年的宋春江這樣說道，引起一片哄笑。“三和大神”的稱呼将一般要被貶斥為懶漢的怠工者反奉為大神，既有一點“無為而無不為”的仙氣和灑脫，也帶着明顯的戲谑與調侃。“他們（大神）可能是思想更深化了……對人生沒有太多奢求和渴望。”然而，對着這個自帶幽默感的名号會心一笑後，二代打工者們留守、漂泊、辛勞的經曆卻讓人心酸地沉默下來。我總是回想起發展社會學課上老師曾說過的話，“中國有七千萬留守兒童，這個社會虧欠他們。”

注釋與參考文獻

*“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是最近讀的醫學社會學教材（Cockerham, W. C. (2017). Medical sociology. Routledge.）裡提到的概念，指的是長期受困于經濟貧困的個體，容易發展出一套特定的社會與心理特征——依賴性、宿命論、無法延遲滿足，以及對健康的重視程度較低。一個關于心髒病患者恢複的案例研究則顯示，貧困患者比相對更加富裕的患者在術後複建的過程中更可能“重拾”從前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更有可能活不到一年。這與他們失業、低薪、獨身等艱難的生活經曆，及由此形成的宿命論式的人生觀都脫不開關系：他們完全不覺得自己對于人生有太多或者是任何的掌控權。

**Young, M. (2010). Gambling, capitalism and the state: towards a new dialectic of the risk society?.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0(2), 25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