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姐事件曝出幾乎同一時間，TXQ的最新一季端上了關于異裝癖和魔法少女的辯證法。依舊是媒介的流轉和延續，但加入了對于“紀錄片”倫理的一些反思


首先值得一提的，女導演是否存在過分介入？在紀錄片最後，她拿着那封所謂“孩子的信”（我很懷疑是她自己寫的）去找山田，以一種半引導式的态度來激勵山田繼續自己的公益事業。她通過自己的影像，包括後來的追悼會上，将山田包裝成一個榜樣式的形象（也有長評提到可能她就是山田的女兒，這就是女導演自編自導的一部劇情片，也不排除這種可能）


但結果确實招緻了不幸，讓一個原本需要正确引導和療愈的邊緣人格繼續扮演教師的角色，無疑讓他産生了更大的痛苦和落差，最終選擇在孩子們面前上吊。而創傷則繼續延續下去，變成了長大後的孩子們心中無法彌合的痛苦，甚至演化成“唱即死之歌”這樣具備集體無意識的符号，其背後和某些都市傳說，“夢核”一樣，所指涉的是一代人的創傷。

這種當代年輕人的創傷，通常被大家看作來源于教育，或是原生家庭（這同樣可以和山田的職業以及奇葩綜藝中非要突破“恐懼”所對應）山田提到教育是因為“老師們害怕孩子，因而要把他們納入到教育的框架中”。這句話不僅是對于體系的批評，也指出了在沒有正确的引導下，老一輩所留下的，沒能療愈的創傷會逐漸暴露在下一輩的身上。這是時下非常值得關注的話題，也不禁讓人開始反思，紅姐出租房的背後究竟是什麼，他（她）的過去又是怎樣的呢？


不過最新一季中最有趣的，是開始對紀錄片的謊言進行讨論。在前兩季，觀衆帶着fiction 的定義去體驗一個真實的故事。但這一季中，所有的叙述都變成了不可靠的，把他們觀察到的社會放進一個嵌套的猜謎遊戲中，在感到有趣的同時也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