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懵了，整體超出我的想象。” 導演曹盾也沒有料到《長安十二時辰》會火得如此突然。

《長安》上線得很低調，但酒香不怕巷子深，這部劇還是憑借豆瓣8.8的開分迅速侵入大衆視野。

《長安》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很多人都是在一天之内就看完了小說，也有很多人在一天之内看完了已更新的劇，因為《長安》的節奏很快，畫質精良，不少觀衆甚至需要0.5倍速看劇。

久旱逢甘霖。《長安》呈現出國産劇市場難得的美劇質感，在快節奏之下，《長安》立足古代審美，還原了一個帶着市井煙火氣的、真實的大唐盛世，中國傳統文化被巧妙融入多方勢力斡旋的暗流之中，祥和與危機并存。

快節奏堪比美劇，但不做美劇《24小時》

“像電影，像美劇”，是《長安十二時辰》的直接觀感。

服化道良心、光色運用巧妙、全劇運用了大量的長鏡頭……是《長安》呈現出電影質感的關鍵。而之所以像美劇，則在于快節奏。

由于《長安》的時間長度被限定在十二個時辰之内，觀衆耳畔仿佛被裝上了一枚随時會引爆的定時炸彈，更加劇了觀劇時的緊張和刺激感。

這樣的快節奏與原著一脈相承，忠于原著是曹盾拍IP劇一直以來的堅持。此前拍《海上牧雲記》時，曹盾為承接原著的風格，用了大量場景去還原今何在筆下的九州大地。

《長安》則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曹盾在采訪時也向筆者表示：“馬老師小說本身有自己的節奏和閱讀的快感，這個東西我不想損失，我必須要尊重馬伯庸的特點去創作《長安》。”

《長安》的快節奏除了借助鏡頭高速運動或激烈的武打場面之外，更抓人眼球的點在于多方勢力斡旋下情節密度之大。甚至由于情節密度過大，又涉及不少相對生僻的“知識點”，優酷也通過酷看技術，在屏幕适時呈現相關“名詞解釋”，幫助觀衆理解劇情，跟上《長安》的快節奏。

《長安》開篇，狼衛入城遭捕，狼首逃竄，上元節大唐一派盛景危在旦夕。危機之下，靖安司掌權者李必從死牢撈出身背34條性命的不良帥張小敬，以“活命”為餌，誘他捉狼。

看似簡單的捕狼行動，卻随着多方勢力進入變得愈發複雜：右相阻撓、太子施壓、聖人隔岸觀火、雄火幫人頭攢動、張小敬混迹黑白兩道、李必身擔野心與責任、内奸露出馬腳……阙勒霍多逐漸浮出水面。

身處同一個朝堂，卻各有各的目的，群像鬥争之下，沒有一個人物被扁平化處理。衆戲骨集體飙戲，流量小生亦可圈可點，他們之間的沖突碰撞，緊緊抓住每一位觀衆的神經。

快節奏增強了《長安》的美劇質感。馬伯庸在創作《長安》時，網上也曾有過關于将美劇《24小時》轉變為長安一天的猜想，這也讓更多人将《長安》與美劇《24小時》對标。但曹盾的态度卻截然不同，他“在接這個戲時，想的就是我們怎麼能不拍成美劇《24小時》”。

《長安》所承載的是大唐文化，注定與《24小時》不同，正如曹盾所言：“美國人有美國人的文化，我們有我們的文化，因為對事物的理解、表達方式、人與人的關系都不一樣，所以我們隻能拍我們的戲。”

慢生活還原大唐，“長安”才是劇的主角

《長安》還原了盛極一時的大唐，但這種盛景不僅僅以宏偉壯闊的大場面鋪成，更注重市井生活的小場景構圖。

在長安待過的人都知道，長安傍山而落，劇情也是從一座山開篇，将鏡頭移向屋瓦窗台，琵琶女彈奏着太白詩。之後鏡頭轉向西市喧鬧處，行人小厮往來不絕，商鋪林立，糕點饞人……對于生活在大唐的老百姓而言，這一天，祥和安定，再平常不過。

家家戶戶都忙着過上元節，他們并不知亡期将至。暗流何其洶湧，但百姓仍歌舞升平。所以《長安》不隻有“快”，還有“慢”。當鏡頭轉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時，《長安》就慢下來了。

曹盾在采訪中談到：“我們的标題不是《張小敬十二時辰》，也不是《李必十二時辰》，我們的标題是《長安十二時辰》，長安這座城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也是因此，當張小敬孤身犯險，闖入狼窩之時，崔器率領的援軍被當街争花魁的歌舞伎擋住了去路，即便事态緊急，也不可讓步。

一張一弛之間，不僅劇情的緊張氛圍更甚，長安百姓們真實的生活也被一再勾勒，成了伏筆。

許鶴子争到花魁，永新縣的老百姓就能過上好日子，所以她不能輸。長安百姓都在努力過上更好的生活，正如賣水盆羊肉、火晶柿子的攤販日日開張，修面館的老闆以一技之長養家糊口，百姓争相賞燈、觀花魁鬥……包括張小敬、李必在内的長安守衛者們真正想守護的，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以及他們所彙聚成的祥和安定的大唐生活。

快慢之間不是“權遊”，而是中國思想文化的交鋒

《長安》将大唐美景融于暗流湧動的危機之下，觀衆沉迷于這幅還原盛唐的3D立體畫卷。觀衆喜歡的不僅是《長安》的美劇質感、群像描摹、家國情懷，還在于《長安》真正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上。

大唐曾萬朝來賀，大多時候，我們從影視作品中看到的是大唐的雍容與尊貴，但《長安》卻将大唐的煙火氣呈現出來。

為了更真實地還原大唐生活，《長安》用到了大量的群演，拍攝期間每天少則300人，多則1500人。劇組将各個街道設置成不同的主題：小吃街、祈福街、人來人往的背景街等，整條街道的還原拉長了鏡頭的縱深。

用傳統四弦琵琶彈奏的琵琶女，街上拿着鯉魚燈玩耍的小孩，坐在張小敬隔壁桌吃飯的婦女，甚至修面館燃着的炊煙，剃頭師傅女兒房間的兔子燈等，都僅數秒出鏡，亦制作精良。

考慮到當時的工藝發展，《長安》的人物服飾皆未用到刺繡，而多以織品和印染品為主。劇中男女常着服飾與唐代《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人物高度相似，就連街上群演的服飾也各個精緻，有穿胡服、有穿唐服，以細節體現出大唐的包容與開放。

當下，服化道制作精良的古裝劇并不罕見，但由于時代局限性的存在，創作者多立足在現代人的審美之上，那些古代人認為美的東西往往被忽略掉了。而《長安》不同，曹盾做《長安》時也在反思：“我們是不是把自己真正珍貴的東西丢掉了，而去撿了一些我們自己認為好的東西，撿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長安》嘗試站在唐代的審美之上。

細節之處，已經足見考究，而更深度的文化體現則在思想之上。

《長安》中各方勢力明争暗鬥，在他們背後有各種思想的支撐。少年李必戴芙蓉冠子午簪，披鶴氅，執拂塵，是道家的典型代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右相則屬法家，以此兩派形成的勢力對壘，并不是“權力的遊戲”式的權力鬥争，而是不同思想、不同立場之間的對抗，這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次體現。

正如曹盾所言：“劇中的勢力鬥争是兩種哲學思想在沖突，而不是兩個權力集團在沖突。林九郎這個人跟李必這幫人有不同的觀念，他們之間有争鬥，要把這層先做出來，在這個基礎上把我們中國的哲學思想放進去。至于依理還是依法，他都能表達自己的一個立場，一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