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電影和影像等之内存在的個人與之所聯系的整個世界的戰争。
扮演希特勒的演員因為這個希特勒這個角色獲得了能把妓女從魔鬼手裡救出來的錢。希特勒這個角色在這裡都三層叙事，一是作為希特勒這個人本人的殘暴所做出來的具體的影響世界的曆史。二是當希特勒變成一個故事中的人物時變成了一個需要在現實生活中産生工作機會和關系的活動，這提供給了演員生存的機會。三是當扮演希特勒的演員因為這個工作機會而獲得了報酬，從而救了一個女孩甚至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時，演員和希特勒這個一開始人的之間産生了一種寄生的關系。
在地震中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無業遊民偶然間去了這個拍攝電影的地方獲得了一個角色，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演的是誰，他根本不認識希特勒，但是他卻因為希特勒這個人對這個世界的糟糕的影響（無論是多糟糕的影響，但是産生了的這個影響是很大的）和扮演這個人物的機會獲得了工作，甚至因此獲得了愛情。
在由于扮演這個希特勒的片場中，他獲得了居住的房子，那是希特勒住的地方，他們從來沒有住過這麼好的地方，唯一一次住這樣的地方卻是因為希特勒這個人的原因。希特勒給他們提供了住的地方，提供了一個工作，他們在那裡感受到了現代文明的物質生活的方式。或者說不是希特勒本人發揮了這樣的作用，是由于希特勒給這個世界帶來的影響，當人們試圖去刻畫這個人物的邪惡時所附帶着創造出來的一片滿足和服務于希特勒本人的超越大多數人（作為諷刺的是超越希特勒本人，而這個希特勒是扮演希特勒的演員這個人）的物質生活環境。而這種為了去反對希特勒本人來進行藝術創作卻要先創造希特勒的行為，是希特勒在這個過程中被生産出來，成為了遠遠超過大部分人的生活形式的具體物質（這其中包括希特勒服裝、用品，形象，家具和生活的空間、卧室和書房），這些事物由希特勒本人而存在，即便這些事物存在的來源是出于對于希特勒人物在藝術形象中的塑造意義，但這些事物的存在就使得希特勒在他自身的恐怖含義中又再一次産生了出了由“電影制作”而出現詭異的希特勒的對立面，希特勒在這裡被創造成為了一個代表着物質豐富的希特勒，而不再僅僅是那個因恐怖和暴力而被人們了解的人。
對于希特勒的意義的二次創造和意義建立的來源是基于電影藝術，也就是在這個時代，由于電影以及電影所屬于的藝術世界的創造，将構成電影的要素與這些要素在現實中的意義産生了矛盾的對立：電影中的希特勒和希特勒帶給人們的意義是全然相反的，電影中的希特勒起到一個承擔某種任務的工具作用，并且為演員提供了另一個具體存在的現實的實在的場景、物質身份和現實，那是一個屬于希特勒在表淺層面具有的作為一個人的直接的所見所用，這在這部讨論電影中電影龐的現實人物身上出現了另一種扭轉意義的作用，它救贖了扮演希特勒的演員的生活。
電影的意義通過這個故事産生了天然的探讨，由于電影和電影的制作可以使人們認為恐怖法西斯的希特勒産生法西斯之外的意義，也就是希特勒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具有了自己獨立的符号生命，以希特勒這一符号具有的意識，在電影、戲劇、文學和社會學等面向公衆與創作者之間進行對話和交流的建立在理論層面的知識意義、象征意義。這是對于元電影理論的一種表現形式。
這種被拓展開來的在電影中展開的對電影自身的意識的這一結構的呈現，能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呢？也許是對現當代意識形态批判的一種批判。也就是希特勒的存在作為一種意識形态，一種社會曆史的觀念是非常直接的，但是當對希特勒的批判（也就是電影中希特勒符号所起的功能）也變成一種建立在電影藝術創作層面的意識形态時，它也會對現實生活産生具體的實際的狂熱的影響，也就是提供給演員一個工作或者正是這份工作使女人對他另眼相看。這就是一種對意識形态批判的批判現實層面的表達，并且嵌套在其中的還有一層含義又繼續對這種批判的批判進行了批判，就是這部電影本身的現象，使觀衆進行思考和分析、解釋和理解過程中可能産生的第三層意識形态批判。
在這樣沒完沒了的批判中，希特勒所具有的意義被稀釋去了一個更廣闊的讨論和創造空間，在那個維度沒有極端的狂熱的對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對峙，而是出現了普遍意義上建立在人類生存困境的具體事實面前的綜合狀況，在那之中人們身上所具有的符号意義是非常嘈雜混亂的，不明确且多變。希特勒不再是希特勒，抛棄妻子的懦夫不再是懦夫，英雄也不再是英雄，所有二元對立的身份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同時具備了自由的意志在選擇性坍縮之前的混沌的可能，這種可能性既是對欲望的生命渴望，也對死亡的追逃迎接。在這樣的複雜性中，現實開始變得有可能被人們通過讨論的手段，影像劇情的結構塑造這一電影形式的方式來被人們建立對感知感覺的生物性空洞理解。這種可能性背後，充斥着沒完沒了的意識形态批判，那麼意識形态批判也就不存在了，也就無關緊要了，其意義也就不再明顯了。這也是對伊斯蘭狂熱教義的一種判别。
藝術創作具有這樣的特征，或者是賦予更多意義，或者是混淆意義，消除意義。這部電影的劇情結構在可給人讨論的範圍産生了這三種特質，也許是一旦這種多層嵌套的關系成立，彼此矛盾的概念被捕捉到，消除的同時就被賦予了，其中充滿混淆。
并且電影理論的再次申明，令人們的關注點開始建立在藝術對于大衆生活的塑造，這種塑造延續在了從電影以技術革命的載體作為工具在深入這個世紀的人們的生活中，所産生的媒介電子信息化和泛濫的藝術意義将公衆生活現實的失去。所以這部電影中包含着對于電影的反思，對于這部電影自身的反思，對于希特勒的轉移和消失的凝視，并以更劇烈的方式在土匪身份皮條客身上體現。這個問題是迫切的，當電影藝術成為人們生活中被反複玩弄的把戲，當每種意識形态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通俗和習慣的口号、流行和茶餘飯後的談資和休閑，當電影開始玩弄電影符号，當人們開始玩弄電影，當人們通過玩弄電影來玩弄消失了意義屬性的諸如希特勒等符号的概念時，人們手裡出現了一把鑰匙，卻不知道鑰匙将要打開的魔盒裡面會是什麼。那時候也許不一定隻有希特勒在被玩弄，所有的豬牛馬羊身上也會長滿像希特勒也好的各種活靈活現各自擁有作用方式和路徑的另一種，另外多種生命類型的生命。符号生命。這也就是人類集體精神分裂的無數人格可能獨自進行自我抹滅的逃離。
在一開始讓人驚豔的地方更多還是希特勒這個人物身份的複雜性，當他參與任何讨論中，都會變成一個極端的标識，使不同的概念性的矛盾、讨論都有了可辨識的依據。
另外，電影中的暴力并非不存在了，隻是由希特勒轉移到了皮條客對妓女的暴行中，這個角色的存在與希特勒通過扮演和戲劇身份的存在被消失的暴力視角轉移到了依舊存在的地方，也就是這部電影的故事中的現實的暴力。這個符号依舊存在。它不會因為希特勒是被扮演的，希特勒就消失了。希特勒存在于生活中最嚴峻的地方，以阻礙欲望被實現的地方出現，以控制心弱勢女性的暴匪出現，也就是權力的一方。現實中存在切實的希特勒，或者說恐怖，它不是别的什麼東西，但總是以強盜的方式出現。這個角色補充了電影的工整度，使被反複希特勒使用的缺失的希特勒化身于另一個身份，也就是僞造了一個斑駁的假象，在這樣的形式之下，真相 ，也就是真正的希特勒是需要人們拿出勇氣去對抗的，它也諸如地震等自然災難，充滿偶然、随機和不可控的因素出現，當遇到的時候，就無法避免。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明顯的，能被人認識和分辨的某個具體的戰争，有敵人有陣營和組織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是遊潛在底層的公衆之間所無法被具體認識和知覺的反抗、壓迫和寄生。它也是從可口可樂開始，被迷住的生活方式和欲望的驅使，是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形式以技術重新制造了真實，并定義了人的生存。它與曆史共同作用在被隐藏和消逝的希特勒與無數希特勒身份中。它使人們心甘情願的為之戰鬥，犧牲自由來換取自由，卻一無所獲。它是每個人的戰争。這個由“希特勒”再次發動的，戰場是電影拍攝地的戰争中，扮演希特勒的從地震中逃出來的人依舊輸了，因為那個為了拍攝電影制作的房子裡，燒死了躲在哪裡的聾啞女。
影片的劇情推動在後面三分之一用快速的節奏把幾個高潮潦草掠過，因為這部分更為殘忍令人不忍直視，鏡頭也從一開始較為平靜的混沌的狀态轉為焦躁不安的厭惡，體現為匆忙閃過的一些人物形象和記錄。在後面的故事發展中開始走向經典古典戲劇的舞台，并加入了更充裕的現代背景和懸念的視角。這部分戲劇沖突劇本的組織沒有閑筆，精彩的不像是現實，但是又對于現實的極端情況有着高度提煉的整體表現，種種沖突與悲劇性，啟示性和諷刺都具備，是很成熟的套路。用來欣賞和展示觀點是工整主流的傳統學院派所欣賞的設計。
被燒的聾啞女，作為這個攝制組的事故，應該賠償損失，但為了息事甯人用錢堵住了皮條客的嘴，這樣作為監護人的皮條客就能謊稱女孩還活着，并且女孩有多次離家出走的經曆也會使她的出走和消失變得合理，并用合同賠款來威脅演員放棄法律訴訟和調查，并将這個演員在火災發生時的畏懼和逃避，還有為了提前籌贖身費的謊言作為不可信的證明，并誣陷他謀殺了女孩。除非他接受整個劇組簽了字的聲明并放棄為消失的女孩讨回公道。劇組不想賠償更多的錢，這裡短短插入了兩部分展示劇組負責人層層權力對下屬的無理壓榨和對真相和人命的漠視，包括随意免職并換負責人，站隊和倚老賣老等行業亂象。
這個演員在之前地震逃出來的時候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有人誣陷他沒有救下妻孩，他不願承認，看起來是謊言。他到底丢下婦幼要走了嗎？這是一個疑問，帶着這種疑問，當他在面對這個弱勢的殘疾妓女的時候，在所有人都想讓這個女孩無聲無息消失的時候，他是唯一一個不平的人。這些掌握着權力的人想人這個女孩消失就消失，想要她存在就存在。隻要是他們需要的時候，無論那套說辭隻要能滿足他們的利益，女孩的消失還是出現不由自己決定。
在這裡女孩到底活着還是死去呢？也是一個疑問。女孩也有過欺騙他人的經曆，沒有人能确定她是否在撒謊，她是真的消失了還是被那些人控制藏起來了，還是她自己選擇了躲起來？
當這個曾經可能懦弱的人在被逼到走投無路的時候，同時在鏡頭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從曾經飾演過的被囚禁的猶太人變成了真正的希特勒，他和這個角色在那時同時成為暴力的化身，他和我想做的事情一樣，殺了這個劇組的所有人。但是那個女孩還活着。
他在精神上從一個懦弱的人變成了捍衛他所認為的正義的人，但同時也從一個逆來順受囚犯變成了希特勒，從現實層面卻成為了暴君。哪怕他殺的這幾百号人白殺了，他們的死從精神層面是在“被殺”的，現實層面不該被殺。這也是一個心和迹的有罪論證問題。唉這個劇本真複雜。估計是團隊創作，有很多反轉啊可能性啊版本。
他為了一個愚弄他的女孩殺了所有人？還是他為了死去的妻子殺了曾經的自己，殺了希特勒。他通過極端的方式證明了自己對良心的堅持。女性在這部電影裡以極端弱勢的需要被保護的形象，同時也有唯一一個願意站在這個演員的角度上不顧被開除也要尋找女孩下落的正義女同事的形象出現。
這裡也存在一個陀氏困境，一個被嚴酷的生活逼迫着撒一些小謊的人并不是不能被信任的。環境逼着人們犯罪。同時也有着經典哈姆雷特問題，如果活着那就是恥辱的活着，如果選擇死去，那就能獲得尊嚴。這樣殘酷的困境。很難想象這個人要怎麼活下去，活下去估計一輩子都在痛苦中，但是如果選擇正義，那麼就隻有死路一條。如果不死的話這些賠款和負債還有地方勢力會把他搞死，這個社會不給人任何活路。他要麼是成為一個孬種，要麼成為一個殺人犯。所以付出勇氣，殺了别人，等待他的也隻有死亡了。如果這個社會變成劫匪，來敲詐勒索這裡生活的可憐的人們，那人将别無選擇，也隻能變成殺人犯。這樣的社會真的是很可悲的。但現實可能就是這樣殘酷。除非人已經壞的已經感覺不出來了，壞也變成好的時候。
他使用暴力對那些不願意為一條生命負責的冷漠的同事進行報複，正義的起義和恐怖的屠殺沒有區别，都是暴力。這就是每一種希特勒。
一個可憐身世的女孩的命，如果沒有一個人為她的命追求一個公道，她在這個世界上就會真的徹底消失，而且是不會有人知道的無聲無息的消失。這隻是一個例子，這種悲劇的事情也許發生在很多我們還不知道的地方。她是所有人的犧牲品。人們或者說這個社會所獲得的利益和财富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一些人的犧牲之上。
另外，這個攝制組很明顯是由德國的團隊在中東國家進行拍攝的外包，也就是極快的速度閃過的幾個德語的人聲和談話代表着西方世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用和壓榨，這個妓女和這個演員所處的困境與西方中心主義脫不了聯系，這與這部電影對于電影的凝視也有密切聯系，工業社會和技術文明對全球人民的改造，西方更像是電影裡寄生在全體攝制組和伊朗國家的那個恐怖的希特勒，使用着看似溫和實則緻命的暴力在對這裡的人們進行精神物質上的剝削。所以他最後是通過用毒的方式來複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