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薩利斯在拍完《烏托邦》之後寫的,主要聚焦的是當時的德國電影工業,除了從曆史角度窺視電影,這篇文章還提到了薩利斯電影中的角色、世界觀,還有他投身拍攝某種特定類型的電影過程中的掙紮與不願妥協。

前言:

《烏托邦》這部影片是薩利斯在德國期間拍攝的一部題材非常黑暗的電影,以西柏林一個空蕩蕩的、封閉的妓院為背景,将賣淫作為當時新興的服務經濟的真實寫照。在殘暴的皮條客的統治下,這些婦女陷入幽閉恐怖且永劫不複的恐懼之墳裡—這正是當時德國總理科爾Kohl宣布他的“精神道德複興” spiritual- moral renewal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主張不受政府調控的全球自由市場,工商企業由私有者經營以獲利)之後德國社會的縮影。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在1980-1982年期間GDP增長滞緩,人均GDP增長為負數,且絕對數值較大,證明其國民經濟水平倒退嚴重。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部影片也算是對20世紀80年代政治氣候的隐喻,影片的氣氛充滿了蕭條和緊張,不由得讓人思考起資本主義的未來。

原文鍊接:https://ultradogme.com/2021/01/06/hollywood-in-germany-saless/?fbclid=IwAR3yZqNswsptAGdpZ20TCOYnvhhAS1eVtQ6Iy4DXBUbgFBBS0Fz7MSlGMJw

導演:蘇赫拉布・沙希德・薩利斯

正文:

我拍了部電影,叫《烏托邦》。我在電視台進進出出了五年,拿着劇本在政府辦事處跑來跑去,卻屢屢拿不到資助。電影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妓院,但故事本身并不色情。我就這樣來來回回了許久,終于熬出了頭,拍好了電影。隻要我有耐心,這部電影就肯定能拍完!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差不多生活了九年,我腦海中不由得地冒出了個電影的點子,就是那種适合輸出的電影,我和我的同事都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我已經拍完了第十部叙事電影,《遠離家園》far from home。很多人都會說,他運氣真好。對不起,那不是真的。像我們這種拍黑暗深沉又費力不讨好的電影的人,是談不上幸運二字的。他們寫的信件、方法、劇本可能永遠也不會被搬上熒幕。但是最後,義人會眷顧他們—就像卡夫卡小說中*所說的那樣—義人說:輪到你了。你得以進入大門之内。

注:薩利斯在指代卡夫卡小說《在法律門前》裡的看門人*

從那時候,就時常有怪事發生。因為我是一個 “異鄉人”*,所以我不能拍攝任何東西。我必須找到一個願意和我合作的制片人。幸運的是,電視廣播公司提供了一半的資金。我在那邊忙得要死,制片公司還在那邊打小算盤。他們在那精打細算!說是什麼要給員工更公平的工資!你才剛開始拍攝,就突然就被告知要縮減預算。他們不斷地降低預算,最終受影響的隻是電影本身。電影的好壞不再重要。是從來就沒重要過。不管怎樣,沒人指望這部陰郁的片子能成為熱門。在電視上看電影的人要麼打瞌睡,要麼換台。為什麼?謎底也至今未知!

注釋:原文裡,薩利斯玩了個文字遊戲,德語中異鄉人 foreigner 的意思是“從異地來的人”,前綴是“ aus ”(異地) +“ länder ” (國家),組成了一個單詞“ ausländer ”(異鄉人),薩利斯寫了“Aus’-Länder”

你,一個電影制作人,努力工作,完成劇本,找到一個電視合作夥伴,在一天結束的時候,你還得“感受”制片人的“救濟布道”。不幸的是,事實遠非如此。獨立制片人都是商人。他們必須讓自己的投資物有所值。代價是什麼呢?有時候,不管什麼原因,隻需要很少的投資,一個聯合制片人就能加入進來,在一夜之間成為你電影的合作夥伴。你無權選擇或拒絕他們。這些秘密的遊戲永遠不能公開,搞得好像制片人才是進行“天使投資”的受害者,而導演是殘忍、難以相處的劊子手。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這個行業 —“電影”— 的某些東西正在走向一條歪路。“好萊塢幻想”在這裡造成了許多破壞。

表現主義電影的大師們從來沒有遵循過好萊塢的模闆,但“古典德國電影”就這麼誕生了。

你不可能在這裡拍攝像《舊金山風物記》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那樣的劇集。幸運的是,現實還沒有到人們在大太陽底下互相殘殺的地步。像《大白鲨》這樣的電影也無法在這裡複制。好萊塢是一家源源不斷制造火腿的商店,一家生産防蚊液的公司。這些電影中沒有傳統、文化或者真實美國生活的印記。這些元素總是被忽略的。

不幸的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多的真實性被隐藏起來。隐藏的借口是它們并不賺錢,商業上行不通。但文化就是文化,商業就是商業!這點還不夠清楚嗎?

有些人還常常求助于古典文學,或者把死去的天才從墳墓裡擡出來重構他們。這麼多年輕人沒有工作到處亂跑,吸毒助興,借酒澆愁。很多離婚的女人獨自撫養孩子。孩子們見不到父親,代替父親角色的是五個叔叔,孩子們輪流叫着他們爸爸。這些難道不是問題嗎?我認為在一個像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批評是允許的。人們應該被允許講述來自現實生活的痛苦故事。觀衆的接受能力是很強的,她們渴望更多地了解他們所生活的社會。

當然,娛樂節目也必不可少,比如彼得・亞曆山大 Peter Alexander。我們也必須考慮那些需要消遣的老年人。但他們為什麼不能講述自己的故事呢?拍攝一部電影,就是要推進一段故事/曆史*,有時候,這個想法是如此奇怪,以至于讓人想起了西西弗斯神話。

(德語單詞裡“Geschichte”同時有“故事”和“曆史”的意思)

盡管我可能會陷入不受歡迎的境地,我還是要坦白,在聯邦共和國,大概得有八個制片人才足夠支持一個導演去實現他最初的願景。而且鮮有電視制作人有足夠的勇氣去争取物料,去一線,但這樣才能制作出一部真實的電影。有這麼兩位勇敢的制片人,支持了《烏托邦》的拍攝,他們在 ZDF 工作。

這是我為那些正在拍攝他們處女作的年輕同事寫的話。如果将來我因為這篇激進的文章而找不到活幹,那麼我就有充足的時間為德國人書寫德國電影的曆史,而不是為好萊塢。

以上就是我要說的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