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電視,總會習慣性地指着電視上的人問媽媽: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童年的價值觀,是“非黑即白”的。壞人必定是無惡不作,好人必定是陽春白雪。

就像《雙重賠償》影片的一開始,裹着浴袍出場性感而妖娆的Phyllis是壞人,看到美女第一眼就開始調情和挑逗的保險推銷員Walter也是壞人,兩個壞人碰一起做了件十惡不赦的壞事:

Walter幫助Phyllis把她有錢的老公殺死,并将其掩蓋為一場意外事件,從而讓Phyllis擺脫老公,繼承遺産;Walter也能得以瓜分保險賠償金,并抱得“美人歸”。

“雙重賠償”指的就是“保險賠償”:意外保險單中有一條規定,如果被保險人死于火車輪之下,那麼受益人可以獲得雙倍賠償。

這麼一件壞上加壞,壞的完全沒有“洗白”餘地的故事,居然被比利•懷爾德搬上了大屏幕,還用另外一種角度拍出了“壞人”的不安與糾結:

保險員Walter被美色所蠱惑而進行了“完美犯罪”,但從那之後他内心受到了煎熬,他說:“我沒有犯錯,沒有忽略細節,沒有事情能夠洩露我們的秘密,但我突然覺得每一個步驟都犯了錯誤,我聽不到自己的腳步聲,那是死人的腳步聲”。

冷血的Phyllis似乎沒有愛過任何人:

她在給有錢人家當護士的時候用手段讓女主人“意外身亡”,并在順利嫁給男主人之後,又對脾氣不好的丈夫感到厭煩,進而又将丈夫處理掉,并差點“借刀殺人”将純真的繼女也處理掉。

但她卻在所有事情結束後感到深深的空虛,在舉起手槍後,她猶豫了,她對Walter說:“我從沒有愛過你,不單是你,所有人都是。我是卑鄙無恥的人,利用你,你隻是我的工具,直到剛才,當我發現自己無法打第二槍,我從沒想過會愛上一個人。”

到了影片的最後,Walter跌倒在旋轉門邊,深受重傷,他仍然想要遠走高飛,卻連一隻火柴都無法劃開。

這時候,既是上司又是此次案件中的“偵探”Keyes來到他的身旁,為他點燃了香煙,随着“最後一根煙”的燃盡,遠處的警報聲響起。導演比利·懷爾德在一次采訪中回憶的道:“不管是警車,還是救護車,故事到此就結束了。不再需要絞刑架了。”

不再需要絞刑架了。

絞刑架隻是結果,并不能阻止這一切反複發生。每次,這樣的“壞人壞事”每天都在現實生活中上演:随着戰争、經濟大蕭條、社會秩序的動蕩、貧富差距的拉大,人們越來越發現自己的本質就是個“壞人”。

這也是為什麼,1944年《雙重賠償》上映之後,帶起了好萊塢的新的類型片浪潮,并被命名為“黑色電影(Film Noir)”時代。

當時好萊塢流行的觀點是:一種舊時的的感傷人道主義、民粹神話已經破碎,一種新的陰暗、複雜、厭女、高度主觀化的好萊塢電影已然誕生,這就是黑色電影。

黑色電影的主題大多數表現的是人類最現實的本質——欲望所帶來的貪婪、虛榮、傲慢與自私。主人公并非不法之徒,隻是一個個屈服于欲望之下的軟弱的人。

被欲望操作的人類,為了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甚至已經不在乎投入産出比,已經不去衡量為了這樣一個東西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就像影片的一開頭Walter所自述:

“我殺他是為了錢,也為了一個女人。我沒有得到錢,也沒有得到女人”。

可就算真得到了,又會怎麼樣?

人性的弱點被重新審視:欲望是人類的本能,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而對另一類人——也就是黑色電影的主人公——來說,則選擇接受這個事實。

黑色電影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可能是因為我們早就對影片中那些夜色下的城市、暗黃的燈光、灰蒙蒙的街道和冷漠的路人習以為常,并不值得再以此作為題材。我們都知道,我們想要的太多,但最終往往會一無所有;我們也都知道,我們想要的,是我們永遠得不到的東西。

人生不過是一場西西弗斯推着石頭上山的旅程:我們拼了命地推一塊巨石到陡峭的山頂,但每當巨石到達山頂時,便又會重新滾落。我們要永遠地、不斷地重複着這個毫無意義的動作。不斷重複、永無止境。

BUT YOU ONLY LIVE ONCE。到底是我們選擇了黑色,還是這個世界,本就是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