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何為改稻為桑，為何毀堤淹田

這幾日二刷豆瓣9.8分《大明王朝1566》，第一次在大學時觀看無有感觸，劇和書一樣，需要有經曆方才能結緣。想着既要輸入便要輸出，從自己的角度系統解讀下此神劇。

1566年，大明王朝風雨飄搖，北有鞑靼、東南有倭寇，嘉靖帝玄修而不上朝，嚴黨把持朝政以緻國庫空虛竟無法滿足軍費所需，大明迎來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勢。

為解決财政危機，把持朝政20年的嚴嵩父子牽頭，由内閣與司禮監合議後提出了“改稻為桑”的國策，将農民的土地改種桑樹用以養蠶，缫絲後把絲綢出口到海外，單此一項可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大約750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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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之初，朱元璋曾下令，凡有田地五畝至十畝的農戶，須有半畝栽種桑、麻、木棉，十畝以上者加倍。如拒不執行“不種桑者出絹一匹。”這是因為，桑樹本身雖不是纖維原料，桑葉卻是桑蠶的主要食物，蠶桑絲織業是我國家庭最主要的副業，故桑樹種植曆來為我國封建統治者重視，農、桑的興廢一直被當作政治是否清明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大明對經濟作物的重視與厚愛。

這項任務，落在了當時“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的浙江，這一帶蠶桑業興盛，比如吳江縣當時就有“蠶桑盛于兩浙”之稱。想要改種桑田提高财政收入，就必須減少稻田，古人沒有現代社會“嚴守耕地紅線”、“土地增加挂鈎”、“建設用地指标”、“将飯碗端牢在自己手裡”的農業理念。

想要實現“改稻為桑”國策，第一要務就是要大量收購農民的耕地，而這勢必就要造成糧食産量的銳減，在當時本就勉強果腹的時代，無異于斷掉農民的生路，“民以食為天”，無論是什麼行業都應該以滿足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為首要前提。

朝廷權宜之間是從鄰省借糧于民，此無異于隔靴搔癢治标不治本，該國策被當時浙直總督兼浙江巡撫的從一品大員胡宗憲的反對。胡宗憲後也因毀堤淹田的失察之罪和推行“改稻為桑”不得力最終被免浙江巡撫，隻任浙直總督一職負責戚繼光與俞大猷東南抗倭事宜，方從權力争鬥旋渦解脫。

嚴黨一派的原浙江布政史鄭泌昌勝任浙江巡撫，原浙江按察使何茂才勝任浙江布政史，同時派出清流代表高瀚文任杭州知府。裕王為了“倒嚴”，聽從了詹事譚綸舉薦，派出海瑞和王用汲擔任兩個受災縣父母官，以此對抗“改稻為桑”的推行。

為推行“改稻為桑”國策階級斂财，時任浙江布政史鄭泌昌、浙江按察使何茂才、杭州知府馬甯遠及淳安建德的兩個縣令，聯合江南制造局總管太監楊金水，制造了喪心病狂“馬踏青苗”、“毀堤淹田”事件，“毀堤淹田”更是造成了數千人死亡和三十萬百姓的流離失所。

為什麼要“毀堤淹田”？嘉靖年間豐年時百姓的稻田市價為40-50擔谷/畝田，欠年時也不得低于30擔谷/畝田，嚴世蕃、浙江當地官員及江南織造局為了能夠迅速以更低成本拿到更多田地，借用“端午汛期”炸毀了上年花費150萬兩官銀修好的新安江大堤，淳安建德因分洪而遭災，百姓流離失所、食不果腹，不得已隻能将土地賤買官府，江南織造局官商沈一石便可得以用10擔谷/畝田的價格賤買災民的土地，而其中巨大的差價便是嚴黨一派的中飽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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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類似于“毀堤淹田”之事，于中華民族史上，竟發生過兩次。

1938年6月6日，千餘人的國軍士兵來到花園口黃河大堤附近把這帶的群衆都趕到５公裡以外，然後密布崗哨，并選出身強力壯的800多名士兵，分成５個小隊，日夜輪流幹活，晚上就打開汽車上的大燈照明，到６月９日上午，伴随着一聲巨大的咆哮聲，滔滔黃河水像脫缰野馬一般向東南方向奔騰而去。

此次花園口決堤，連淹死帶殲滅共讓鬼子損失了7000人左右，淹死中國老百姓89萬人，讓1200多萬人遭受水災長達九年，且直接導緻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餓死300萬。是的，你沒看錯，7000 vs 89萬vs300萬。而逃過一死的人，也沒能逃過家破人亡的絕境。洪水将農田毀壞殆盡，生産無法繼續，大饑荒随之而來；死屍遍地又導緻瘟疫、霍亂肆虐；舉目望去死屍漂浮，哀鴻遍野，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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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牌的“改稻為桑”的國策下，是每一派的心懷鬼胎。

内閣首輔嚴嵩、小閣樓嚴世蕃、鄭泌昌、何茂才及羅龍文、鄢懋卿一派考慮是如何伺機斂财，既能補上國庫的窟窿，又能充盈自己的小金庫，作為當時“大明政治局常委”的嚴世蕃竟然天良喪盡提出了毀堤淹田的主意，置數十萬生民于不顧，還敢在劇中大放厥詞稱道“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挑在我的肩上”。

作為皇位繼承人的裕王及幕僚内閣葛源徐階、高拱、張居正、譚綸一派考慮的是如何“倒嚴”---借用“改稻為桑”無法推行之機扳倒嚴嵩父子。張居正甚至說出了“長痛不如短痛，這一次幹脆讓浙江亂了，就當做我大明朝身上爛了一塊肉。”，被李妃駁斥到“天下的百姓都是你們的子民，不是嚴家的子民。你們這些幫助王爺的謀臣不能為了扳倒嚴家，就去傷害子民。你們要給王爺和世子留一個得民心的天下”，譚綸在與海瑞談話中也說出了“苦一苦百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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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明朝皇帝、萬民之君父，在得知毀堤淹田事件後，竟麻木到自覺合理。司禮監掌印太監呂方對自以為闖了大禍的楊金水說：“毀堤淹田的事皇上都知道了，一兩個縣嘛，皇上心裡裝的是九州萬方...”。呂芳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讓坐在屏幕外的我竟深感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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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瑞出場之前，唯一能公忠體國、實心做事的是東南柱石胡宗憲胡部堂。作為陽明理學的弟子，既有一顆憂國憂民的心也具備了足夠的政治智慧，在馬甯遠犯下“毀堤淹田”的彌天大罪後，他一巴掌打向馬甯遠：“做事時不問可不可能，但問應不應該！毀堤淹田，傷天害理，上誤國家，下害百姓”。這才是一個人，一個正常人該有的行事态度！困難的事，也要一點點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