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映後丨流淌的家庭記憶，代際的溫情回響

2025年11月20日晚，第二屆35mm影評人周閉幕片《翠湖》在合川校區萬畫影城進行展映。這是一部關于生活在昆明翠湖畔的典型中國三代同堂家庭的故事。影片獲第二十七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亞洲新人最佳影片，第十二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員。映後，導演卞灼與35mm影評人周評委會主席周黎明，以及現場觀衆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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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記到影像：以家族之“實”，寫愛情之“真”

周黎明：首先，我想問一下這個故事多大比例上是你自己家庭的、朋友的、或者親戚的故事，又有多大的是虛構的？

卞灼：基本的人物架構和人物關系是真實的，這和我自己家庭結構有點類似，但故事的真實度大概就是30%，其他70%都是虛構出來的。

周黎明：我在看的時候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你應該很喜歡契诃夫，因為他的家庭劇就是幾代人在類似的場景裡面，表面上看非常平淡，沒有戲劇沖突強烈的内容，但是隻要看進去了，就能體會到裡面的一些内涵。我今天有一種更強烈的感覺，就是這部片子骨子裡其實是個愛情片，隻不過女主角是外婆。這個設計很巧妙，外婆在開頭出現了一個背影，在最後一場很簡單的戲裡又出現了，但是她其實無處不在，隻不過都是在一些很零碎的小細節裡，比如我們從外公的回憶裡面，從他香港朋友的回憶裡面，能夠串聯起他們相識相愛，以及共患難的那些情節，他們的愛情給觀衆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這種拍攝手法我覺得是很中國的，雖然不寫實，但通過别的方式，比如你的影片裡用了大量的鏡子以及玻璃反光，折射出外婆的形象，這樣的手法反而讓觀衆難以忘記。你是故意這麼安排的嗎？

卞灼：對，但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這部電影是一個愛情片。

周黎明：因為電影裡面的愛情特别令人動容，尤其是最後那場婚禮，我在第一遍看的時候，就覺得這場婚禮是外公的婚禮，隻不過形式上是現代的，因為那場戲大量的鏡頭不是給那對新人，而是都給了外公。我從外公的表情裡面，知道他回到了當年第一次愛上外婆時的那種心态，因此這是我看到的最巧妙又最感人的一場婚禮，它并不是關于台上的新人，而是關于觀衆席裡面的一位老人。我在看到結束之前的時候其實在想電影可能會有悲劇發生，比如說外公去世、外公有什麼噩耗，但我想象不出來這個故事該怎樣去結尾。但是你的結尾讓我有一點小驚喜，因為像這樣靜悄悄的，貌似很平淡的故事結尾是不容易做好的。從我第一次看就覺得這場婚禮真的是出乎意料，所以最後的場景是他們兩個人最初相愛的一個折射，這個是我覺得它從深層來講是愛情片的原因。

卞灼：謝謝周老師能夠看到這一點，我有一種被理解到的溫暖感。因為确實外公看婚禮，他不僅僅是看後輩執子之手，他其實也想到了自己與子偕老的那一部分。電影最後在竹林的夢境裡，有一雙很大的手部特寫，這跟台詞包括音樂是搭在一起的，直到音樂綿延那一刻再停止，它們都有這樣的意思，所以謝謝周老師的理解。

周黎明：我了解到你是三代裡面最年輕的一輩，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為何能關注到長輩的内心世界，是有什麼特殊的機緣巧合嗎？因為作為一個年輕人想要去理解長輩，其實在一定程度上跟長輩要理解年輕人一樣都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請問你是怎麼做到的呢？

卞灼：其實一開始這個創意出現的時候，是因為我看到了外公去世以後留下的日記本。但是後來劇本進行到現在這個樣子，是因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其實我拿他的日記本不是來做我自己的表達，而是我更想要替他們去說一些他們沒來得及說的話，或者說他在我們的家庭關系裡面，不太好去表達的一些情緒。因為一開始的前幾個版本可能是完全站在我的立場上看待這些事情，并且夾雜了很多外公留下的對身邊環境的不滿和痛苦的情緒，所以寫到後來我想明白了，我不想要再拍一個痛苦的家庭片，外公寫這些和我拍攝都不是為了尋求痛苦，也不是為了去虐待自己或者虐待别人。我們之所以描述這些痛苦，是因為希望能夠獲得快樂，獲得幸福。所以基于這樣的視角，我重新在原有的劇本上面做了改動，所以說之前的劇本我會說70%-80%是比較尊重現實的，但現在反過來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才是真正的尊重外公想要說的話。外公這一輩的人，他們做事的方式跟他女兒這一輩就很不一樣，跟孫輩就更不一樣了，這個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時代造成的。那個年代交通、通訊以及整個大環境就跟現在非常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看他們的愛情故事跟看《白蛇傳》《梁祝》一樣，都認為是刻骨銘心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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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明：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大家庭裡面，三個女兒之間的溝通其實是很不容易的。雖然影片中有各種各樣的矛盾，但是也有很多溫馨的情節，比如說外孫女看似很叛逆，穿父母認為的奇裝異服，但在我看來這個女孩已經很乖了，她做一桌菜，打掃衛生，她的叛逆是浮于表象的。那你覺得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家庭的代際沖突是典型的嗎，是和諧的嗎？

卞灼：我覺得其實是比較典型的，也并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其實我在做影片的時候也想過一個問題，現在很多時候原生家庭變成了一個貶義詞。我們經常在家庭裡産生的矛盾，我個人覺得不是真正的矛盾。這個問題其實在于上一輩人他沒有辦法理解我們這一輩人，我們這一輩人也沒有辦法理解他們那一輩人，畢竟時間和年代不同，所以并不是說我們跟父母有了矛盾，或者我們做了一個叛逆的事情，我們真的跟他們完全變成兩種不一樣的人。其實大家還是因為希望能夠有一個和家人更良性的互動和發展，所以我沒有試圖解決問題，我隻是把我看到的故事放到電影中。有的時候父母總覺得小孩不太懂事，小孩不聽父母的話，但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和以前的生活環境确實不一樣。我們現在要面對的信息跟以前相比是成倍的增長，所以我們要解決的難題跟他們那個時候的難題也完全不一樣，因此我更多的是希望這個片子能夠給大家帶來思考，多一些理解，多站在其他人的立場去思考問題的可能性。

周黎明：但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年輕人到了放假的時候都知道應該回去多陪陪父母，多陪陪老人，但實際上跟長輩待在一起的時間通常就十來天，如果超出這個時間就會覺得難以忍受。不是說他們不好，不是說長輩不愛你，就是他們那種表達方式跟下一輩人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比如說他們非常的唠叨，他們的邊界感跟後輩的邊界感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這個影片裡面這些不一樣都做了比較溫情的處理，尤其是外公和女兒之間存在矛盾，但他和孫輩其實挺容易溝通的，這在現實生活中也很常見。不過我觀察到，很多年輕人對長輩會很客氣，表面上做得周到，卻很難像影片裡那樣真正留住外公，大多隻是做做樣子，畢竟隔了一代，彼此會更客氣，也會多留些餘地。

卞灼：您剛提到的邊界感的問題很有意思，我一直都在和父母的邊界感作鬥争。我就舉個不太文雅的例子，我初中時有件事記憶猶新，我蹲馬桶的時候，我媽突然推開廁所門，手裡端着一盤水果說：“給你切了點水果，一會出來吃”。我當時覺得這事兒又恐怖又好玩，把它無限放大，就有點像我很喜歡的一部歐洲電影《博很恐懼》裡的親子關系。但如果淡化處理，一笑帶過，就成了《翠湖》這種相對輕巧的表達方式，不過這并不代表問題不存在，關鍵是怎麼呈現。

我和外公之所以特别親，甚至真正認識中國近代史，都是從采訪他開始的。我以前特别不喜歡讀曆史，後來專門跟拍了他幾天，讓他對着攝像機講自家的故事：他的籍貫、小時候的經曆，還說到他們家早年在上海開毛巾廠，後來日本人打過來炸了廠子，一家人糾結是逃去香港、雲南還是别的地方。從這件事，他又給我講起龐大的家族史，直接牽扯到1949年前後，我們家的曆史其實完美融入了曆史書上的中國近代史。所以對我來說，外公不僅是情感依托，更是我認識世界的途徑，也是那時我才真正明白“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含義。現在隻要有機會，我就特别願意和老年人聊天，他們的傾訴欲比年輕人、中年人強太多了，雖然有時說的是無用信息，但更多時候，當他們聊起自己、家庭和過往，你會覺得像翻開了一本小小的史書，這是我這些年很大的收獲。

周黎明：現在網上關于年輕人如何對待家庭的觀點很極端，一邊鼓勵“常回家看看”，另一邊則控訴原生家庭。我喜歡這部電影的一大原因，就是它沒走極端，而是選擇了中間路線——既不回避家庭矛盾，又努力尋找代際溝通的方式。你是一開始就這麼想，還是因為自己的家庭本就如此？或是站在更高的觀察角度，覺得現代社會需要這種溝通能力，尤其是對年輕人而言？

卞灼：溝通肯定是必要的。我家的情況就像我剛舉的例子，蹲馬桶時媽媽推門進來，這事兒後來想想，歸為原生家庭傷害也說得通。我和父母的關系也像您說的，過年回去待兩周就覺得不耐煩，但這事兒沒法解決，極端态度更解決不了，所以我創作伊始就沒打算解決任何問題。我覺得這就是人生本來的樣子，有朋友提議，既然外公疑似癌症，不如明确他患癌，最後因癌症去世來增加戲劇性，但這對我來說就成了“解決問題”的套路。可真實的人生裡，沒那麼多能徹底解決的問題，所以影片的英文名取為“As the water flows”（如水流一般），寓意一切順其自然。這類家庭問題，我們應該也必須嘗試溝通，但如果一開始就預設“必須變成什麼樣”，最後往往會陷入觀點之争或立場對抗，自然一點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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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為“活水”，角色自養成

周黎明：影片結構的設定是事先想好的，還是後來改成這樣的？

卞灼：至于影片架構，一開始就想寫三代人：中間突出三姊妹，她們的老公做了虛化處理；下一輩剛好是獨生子女，但三個孩子都很生動。不過後來有一些調整，對我來說，劇本占50%，現場拍攝占30%-40%，剩下的留給後期。其中現場拍攝特别重要，比如大兒子宇碩的人設，一開始不是這樣的，我原本想把他寫成真學霸，像我真實的表哥一樣，考上名牌大學，還是雙學位。但因為資金不足，沒有太多的拍攝時間，就沒太多時間調教演員，也找不到完全契合我一開始想象的人，所以選演員時，我會和他們聊很久，提取他們身上吸引我、且能代表影片中群體特質的部分，再根據他們的性格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反過來調整劇本。所以這對我來說是個有機的過程，一開始的設想很美好，但在完善影片的過程中，一直在不斷修改。

周黎明：說到演員，我看片時覺得外公和三姊妹更打動我，表演更有質感。雖然三姊妹的戲比較誇張、沖突多，但有種強烈的真實感，反而年輕一輩，人物寫得很鮮活，卻有點不接地氣，我也說不上來原因，就是隐隐有這種感覺。這符合你的初衷嗎？是不是因為老一輩自帶故事，而且有經驗的演員能通過哪怕一句不重要的台詞就能帶出背後的背景，而年輕人沒那麼多故事，表現就相對簡單？

卞灼：一開始我就希望年輕一輩是“猶疑”的，不是模糊，而是沒那麼強大、沒那麼自信，對自己的生活、要做的事都不笃定，對世界充滿不确定和猶豫。現在的呈現和我一開始的想法有出入，但我覺得年輕人本就該不那麼笃定，多一點對世界的懷疑和猶豫，甚至做一些在成年人看來很幼稚的事，這都是認識世界的過程。所以後來調教年輕演員時，我不希望他們給出語義明确的表演。

周黎明：這些演員都是專業的嗎？還是隻有老爺子是專業的？

卞灼：三姊妹裡老三是專業演員，其他主要是演話劇和戲劇的演員，所以雖然他們舞台經驗豐富，但拍攝時需要讓他們放下一些話劇表演的固有習慣。

周黎明：還有個點我特别喜歡，就是開頭和結尾，開頭是外婆去世的寫意表達，外婆的背影坐在船上，推出去再拉回來，船上已經空了，真的很妙。結尾處手搭過去的瞬間，大家應該都懂了，而且看到後面會發現，前面吳阿姨的情節其實是個故事伏筆，讓觀衆像大女兒那樣産生“媽媽才去世一年，你就找女朋友，這男的肯定不靠譜”的想法，但越往後看，越會推翻自己的刻闆印象，避免急切下判斷。這部分是你寫劇本時就做得很視覺化，還是到了現場才找到更多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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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對，因為是個夢境，确實也預示着他走了，結尾出字幕的時候，他們一家人去上墳，其實是從一個墳墓的視角拍攝的。

周黎明：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暗示，就是他香港來的朋友裡面那個女士，她的孫女（外孫女）說的那句話。另外在表現老人過世或者生老病死時，寫實已經成了一個套路，但是當又不希望給大家留下一個特别殘酷的影像時，相對中式的寫意手法可能更漂亮。而且寫意的手法更能夠展示編導的能力，因為寫意需要去思考各類的可能性以及呈現的效果。所以當外婆最後手搭上來，然後在夢中往充滿迷霧的竹林裡面走過去時，是非常漂亮的，那個時候也可以腦補是這個外婆把外公帶走了。

觀衆：導演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帶來這樣一部細膩的電影，很喜歡您的作品。我的問題是，我覺得中國一直很注重家族觀念，我也是大家庭的一份子，家庭裡各個親戚之間雞飛蛋打的場面也沒少見，看完這個電影我就在想現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家族成員之間的年齡、見識以及經濟差距越來越被放大，會不會讓大家族裡的人變的實際并不适合生活在一起，甚至會不會最終導緻家族逐漸成為一個過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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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你剛剛那個話給我蠻多觸動的，因為我有一位長輩也得了阿茲海默症。我想先回答上一個問題，我一下子想起了熊景明老師說的一句話：“留下長輩的故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在記憶還沒有消失之前，我希望你能夠想辦法把它留下來，這會是對于你的家庭或者你自己來說，都是非常重要且寶貴的财富。我外公是不是想看我結婚這個問題，我覺得他應該是想看的，我覺得他除了這一個具體的場景以外，他還是更想看我們能夠過得好一些。包括之前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第一次在電影院裡首映的時候，我有強烈的感受，就是他們真的在我身旁陪着我，他們在看着我，然後把這些東西帶過去。所以我覺得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應該把他們的人生經曆留下來。

周黎明：我在重慶移通學院講課的時候，也是鼓勵同學們放寒假、暑假的時候可以多拍一點，就直接問他們（長輩），讓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這些素材等到将來某一天，你就知道這素材是用錢是買不來的，這是非常寶貴的東西。

觀衆：很喜歡您這部作品，這部電影讓我想起了楊德昌導演的《一一》，因為也是描寫一個大家族，也是有一場婚禮和一場葬禮。我很喜歡您說的原生家庭不是一個貶義詞，而是我們需要有一種良性的和家人的互動，包括您之前采訪您的長輩。我也是剛從美國回來，然後我也回到家鄉去采訪外公外婆，不過現在外婆有腦梗，我很幸運外公接受了采訪，他就像您的外公一樣跟我說了很多東西，還留了很多曆史物件，我也全部錄下來了，也覺得很珍貴。所以我的問題是：因為家庭影像通常描寫代際創傷的當下，您盡管在影片中描寫了很多家庭之間的代際矛盾，但是同時有家的溫暖的一部分，那麼我很想問一下您，家對于您來說定義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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