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先知》作為電影的第三個單元,以時間為線索,把故事的背景設定在特殊的一九七八年。于是,電影也順勢借助一組洋溢着上海生活氣息濃厚的複古海報将故事拉回了春回大地,萬物複蘇的改革開放。那是撥亂反正,恢複正常秩序,全面改革開放的一年,也是往後四十年經濟建設繁榮與思想文化百花齊放的序幕。此時,上層的氣候終于轉變了風向,春風拂面。一别于上個單元《詩》所在時代歌頌的集體主義,這時人們終于有條件、也有心思,以輕松的心态,關注自己和身邊的人與事。個體思想與市民意識也在再次暗中悄悄覺醒複蘇。

談及導演及主角徐峥,他生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恰好是這段輝煌曆史的見證者,親曆者,乃至受益人。讓他操刀這樣的題材自然是遊刃有餘,甚至私貨滿滿。《鴨先知》全片諧噱幽默,徐峥特有的海派情結,以小市民的視角叙事,将全片故事與節奏處理的井然有序。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整體色調和場景設計極具韋斯·安德森的電影美學風格卻搭配着濃濃的時代映像。隐去了敏感的過渡,用童話般和諧的色彩搭配與對稱的布景,把觀衆們帶入進了一個既魔幻又現實的時空中間地帶。這樣的設定留給觀衆充分的思考空間,既可以将其視作現實曆史的演繹,也可以當成一個獨立的理想時空來懷看今朝。

《鴨先知》以兒子冬冬看爸爸的視角來評價徐峥飾演的趙平洋,用一系列的生活瑣事來呈現他樂觀開朗、頭腦靈活、敢于創新的人物個性。趙平洋最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春江水暖鴨先知,要敢于做第一隻下水的鴨子。”因此,街坊鄰裡送給他一個“鴨先知”的稱号。冬冬眼中的爸爸與弄堂鄰裡視角下略帶揶揄的鴨先知形成了鮮明對比,起到了戲劇性的效果。在引人發笑地同時,這種視角一别于貼标簽式的宏觀俯視,更顯父子溫情也更緊貼“我與我的父輩”這一主題。鴨先知身上這種不怕失敗,相信幸福生活是奮鬥出來的堅持;即使人到中年,也未頹廢喪志的樂觀豁達都是對兒子冬冬潛移默化的言傳身教。

改革開放時代内核之一便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與電影中反複提及的“春江水暖鴨先知”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鴨先知》不僅僅隻是在演繹新中國第一支電視廣告的誕生故事,更是時代的特色在小市民身上的映射。
為了不讓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受到鄰裡的嘲笑,也為了賣出藥酒,趙平洋然而帶着兒子冬冬開始了啼笑皆非的賣酒之路。在推銷之路上,笑料百出,酒卻沒有賣出去。方法總比困難多,此路不通另辟蹊,就在他愁眉不展的時候,他偶然地抓住了機遇,知道了“廣告”的概念。時代的機遇卻正如砸中牛頓的蘋果,遇上不同的倒黴蛋便會産生不同的蝴蝶效應。

嗅覺敏銳的“鴨先知”想到了為自己的參桂養榮酒拍攝廣告進行宣傳促銷,并堅定地堵上了老婆的存款實踐他的想法。過程是曲折又複雜的,但作為一隻嗅到了春風,敢于逆着人潮下水的鴨子,他唯有拼命向前,朝着目标的江水啪嗒啪嗒地邁步。幾經波折,終于廣告播出,酒也賣出去了,家庭也和睦了。鴨子下了水嘎嘎地昭告着春天的到來,而一個充滿變革與創新的時代也正式地拉開了帷幕。鴨先知在實踐之外,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于時代敏感的嗅覺,無論在哪個年代這都是一種稀缺的格局與視野,敢為人先,而又堅守自我。

從創意角度來說,徐峥遠離了曆史深處關于英雄和傳說的光環,把聚光燈落在市井小人物上。創新性的以第一支廣告片的誕生為切入點,表現了改革開放時代的身為個體的普通小市民敢為人先,勇于嘗試的精神。
從電影立意來講,徐峥導演的《鴨先知》不同于以往張揚、外向的的獻禮影。用個體的視角将電影文化進一步向年輕受衆群體傾斜。不僅主體具體到了個人,而且強化了某種平民戲劇性和青年戲劇性,既表現了青年文化的創意,也展示了鄉土文化孕育的淳樸性,也成功地将重點由前兩個單元的故事從集體價值引到了個體價值。
但除此之外,如果簡單地将《鴨先知》視為在向父輩緻敬,在向時代緻敬的主旋律合家歡影片似乎過于可惜了。細細品味好的影視文藝作品無不輸出傳遞着更深層的價值觀。不僅隻在處處都蘊含着機遇的大好時代,才能乘風破浪,創造奇迹,更要在任何時刻都保持着敏銳的嗅覺。柳傳志憑着《人民日報》上一則如何養豬的新聞嗅到了春天,霍英東靠着首都機場的一幅壁畫判斷風向。畢竟,作為個體,我們很難不被時代裹挾。無論季節如何,普通人的我們,面對時代變革的巨浪,如何保持清醒并敢于創新實踐是值得恒久思考的主題。好生積累沉澱,預判好江水的溫度,做一隻勇敢堅定且進退自如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