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BFI Sight & Sound 2021年6月15日發布的采訪，作者 Nick Chen
...當一些編劇和導演給出自己最華麗的台詞時，伊利亞·蘇雷曼在他的第四部自導自演的故事片中說出了這三個詞：“Palestinisation is everywhere”。
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出現在這位巴勒斯坦導演最新的悲喜劇《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樣，蘇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個自我E.S.，在被一個紐約出租車司機問及他的祖國時，他才打破了慣常的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後補充道，“我是巴勒斯坦人。”
在這部獲得2019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特别提名獎的影片中，E.S.是一個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觀察者，他被整齊地安排進精心編排的演出中（mise-en-scène），故事情節松散，E.S.飛到世界各地推銷電影項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文森特·馬拉瓦爾自我嘲諷，他對E.S抱怨道:“你的電影還不夠巴勒斯坦……故事發生在巴勒斯坦，但它也可能是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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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一樣，《必是天堂》實際上是一系列将日常性的詩歌與暴力并列的喜劇性插曲。在一個古怪的段落中，一隻鳥拒絕離開E.S.的筆記本電腦;兩名士兵在一輛車裡交換太陽鏡，直到攝像頭轉移到後座上一個被蒙住眼睛的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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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E.S.注意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在全球範圍内跟随他。或者，正如真實的蘇雷曼新冠肺炎爆發前在2019年倫敦電影節上告訴我的那樣，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在這裡,經過編輯的文字記錄顯示,蘇雷曼本人是如此健談,讓其他導演看起來就像E.S.般沉默。
Q：Gael García Bernal把你介紹給一個制片人時說:“他是一個巴勒斯坦電影制作人，但他拍的是有趣的電影。”這是真的嗎？
A：确實是這樣，這是原話，他把我介紹給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曾是華納兄弟的老闆，他告訴克林特，“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他制作搞笑電影。”克林特沖我眨了眨眼睛，說:“好吧，倒黴的事總會發生。”
Q：你有在向華納兄弟推銷電影嗎?
A：華納兄弟倒是想拍一部我的電影。我問:“你們為什麼想做這個?”他們說，“這對商品目錄有好處。”在美國，華納想拍我的電影是不太可行的，除非我為他們拍攝?所以我把它剪短了。
Q：說實話，《必是天堂》有點像紐約電影。
A：這仍然不是我被要求拍攝的商業電影。但你在電影裡聽到的每一句台詞我都聽過，我隻是把它們電影化。
...Q：在你的電影裡，世界被暴力聯系在一起。
A：這促成了這部電影，全球性的暴力異常地存在于每個人的生活中。我曾在世界各地生活過，接受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暴力不隻在當地的地緣政治領域，實際上你去到的每一個地方，暴力一直都有。
我們被警笛聲所傷害，有時我會等着看那是輛救護車或消防隊的車，而不是警車。當你生活在巴黎時，在目睹了我們所目睹的(2015年11月，有組織的恐怖襲擊造成130人死亡)之後你就知道——現在我仍然記得，當我在公寓裡聽到警笛聲時，我會說"天呐，别再發生了。"
這部電影講述了暴力是如何在巴勒斯坦爆發的，在那裡我們已經身處其中，這麼多年間，一個有組織的、成熟的法西斯主義政府誕生了，世界仍然認為這和日常生活沒兩樣，然後這個角色選擇不面對那些暴力，轉身選擇另外的地方居住，就像我一樣。
我說的是我經曆過的事，比如在巴黎發生的事。你受到了創傷，因為無論你走到哪裡暴力都在跟随着你，我真的受到了創傷，雖然并沒有當面談太多，當時也許和我妻子一起，但并沒有深入到我對當時在法國發生的事情所感受的那種情緒，實際上你承受着雙重創傷。
...Q：你展示了巴黎的兩面，既有Cara Delevingne的時裝秀，也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A：他來找尋天堂，結果卻遇上另一種形式的全球性暴力，那隻是個表象:城市的時尚和街道上美麗的女孩。但第二天，街道就空了，他沒有意識到那天是7月14日(法國的國慶日)，這是影片的主題試圖與巴黎建立聯系的方式——阿拉伯人在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遊蕩。
Q：沉默，以及打破沉默，在你的電影中總是為幽默增加一些緊張感。
A：創作聲音非常有意思，很多時候，聲音實際上會留在你的腦海裡，就像圖像的延伸。我總是認為聲音不是背景，而是平行于圖像的。
Q：你有時會與雅克·塔蒂相比較，那你能從一個人的成長經曆來了解他嗎?比如，如果我說憨豆先生……
A：（搖頭）不會，他太老套。我更像塔蒂和巴斯特·基頓。我沒有受到他們的啟發——雖然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想，我拍電影的時候還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喜歡他們的作品，這讓我很受寵若驚。
Q：我說憨豆先生，你覺得這是侮辱嗎?
A：我不喜歡他，可能你會在吃飯的時候看他的節目，他的一些東西很有趣。但Peter Sellers的電影讓我很感興趣，因為它們有時真的很複雜。
...Q：當你的角色在結尾造訪同性戀酒吧時，讓我想起了《時光依舊》中的夜總會場景，看到人們跳來跳去真讓人内心舒适。
A：影片的最後一幕回到了我對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認同，他們已經擺脫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想，成為了激進的進步分子，這正是我幾十年來一直為成為世界公民而努力的理念。他們已經成為了世界公民。實際上，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并不需要旅行，因為他們現在意識到巴勒斯坦已經成為一個性别平等的概念，一個進步的概念，一個為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現象建立認同的概念。
我以一種積極的心态充滿希望地看待他們，因為他們用文化多樣性和節日氣氛來表現他們的抵抗，他們對強權的反抗就是跳舞，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創造力的人。你可以把一個詩人關進監獄，但你不能逮捕詩歌。
Q：所以你認為年輕人能拯救世界?
A：我希望我能年輕30歲，我很羨慕年輕一代所做的事。你在最後一幕看到的人正是片場真實存在的，面對他們時我内心有某種感情産生了共鳴，雖然我并沒有見過那些人。
其他人告訴我Haifa有最漂亮的酒吧。我們一路拍過去了，非常投入。直到淩晨3點，拍到最後是一間同性戀酒吧，我不停地喝酒和觀察着。心想，“這肯定是電影的最後一幕了。”太棒了，與我的感覺和情感完全一緻，就像命中注定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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