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2019年上映的電影被當年的頒獎季忽略了。導演是曾執導《卡羅爾》的托德·海因斯 (Todd Haynes)，“綠巨人”馬克魯法洛 (Mark Ruffalo) 做制片兼主演，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 飾演馬克在影片中的妻子。

《黑水 Dark Waters》改編自真實事件，講述了律師羅伯特·比洛特（Robert Bilott）長達20餘年锲而不舍地對化工巨頭杜邦集團的艱難訴訟。影片是一個為正義而戰的孤膽英雄故事，再次紀錄了杜邦集團幾十年的化工污染真相，也為每一個都可能成為受害者的普通人，敲了一記自我保護的警鐘：不要以為體制最終會保護我們，保護我們的不是公司企業，不是科學家，也不是政府國家，保護我們的永遠是我們自己。

化工企業杜邦公司和PFOA

電影直接呈現了一個冷酷的事實：被利益綁架的人類，在無底線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也将自己拖入了生存的險境。影片末尾提到：人工合成的化學品PFOA被認為存在于這個地球上幾乎所有生物體的血液中，包括99%的人類。

這個PFOA就是律師Billot苦苦尋找的杜邦公司制造的污染元兇之一。它是全氟辛酸的簡稱，或稱為“C8”，2017年，PFOA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了2B類緻癌物清單。

杜邦公司于上世紀40年代開始用3M公司生産的PFOA制造含有不粘塗層PTFE的系列産品，并用Teflon®，即特氟龍，為這些産品注冊了商标。特氟龍應用最廣為人知的産品就是曾走進千家萬戶的“不粘鍋”。此外，它還被用于生産防水衣、家具、食物包裝、自潔式烤箱、飛機和汽車等等，可以說是全面進軍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3M和杜邦公司都很清楚地知道PFOA對人體健康的威脅，但是，這并沒有阻止杜邦工廠前後幾十年将未經處理的PFOA廢料或随意排放或直接掩埋，并最終導緻其滲入千萬民衆的飲用水系統。美國鄉村民謠《鄉村小路，帶我回家》裡唱的有着藍嶺山脈和仙納度河的西弗吉尼亞，也有杜邦的特氟龍工廠和專門建的垃圾填埋場，是真相浮出水面的地方。

成為杜邦公司噩夢的Robert Billot律師

2016年，紐約時報刊發了題為《成為杜邦公司噩夢的律師》<The Lawyer who beco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的調查文章，記述Robert Bilott 律師将杜邦送上法庭的前後，是本片的改編基礎。

Bilott 是環境法的專業律師，供職于 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 LLP律所。隻不過，在1998年以前，他一直是化工企業的代理律師。而那一年後，Bilott 卻作為原告律師，将自己的公司大客戶告上了法庭，這一告就是20多年。

西弗吉尼亞州的農民 Wilbur Tennant 在這一年找到了Bilott，他的農場出了大麻煩，自從杜邦公司在他家農場附近建了垃圾填埋場之後，他家的牛開始表現異常，煩躁不安，出現各種奇怪的症狀，并陸續死亡。看到農場主收集到的一些觸目驚心的物證并親眼所見農場上的牛突然攻擊人的行為後，Bilott 接下了這個案子，開始了長期艱難的調查。

争取到上司的支持後，1999年，Bilott 在西弗吉尼亞州南區聯邦法院對杜邦提出了訴訟，并要求證據開示。調查取證的過程充分體現出Bilott确實是一個死磕到底的人。他先是在杜邦的垃圾填埋資料中發現了一種被提到的叫PFOA的物質，在尋求杜邦解釋無果的情況下，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杜邦因此寄來了海量的公司文件檔案。

這些積灰的檔案堆滿了整個房間，毫無條理，多達十幾萬張，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内部通信、體檢報告和杜邦的科學家所做的各種機密研究報告，當然也包括各種無關材料。Bilott 把自己埋在這些資料中，最終發現：杜邦一直都在進行PFOA的毒性檢測，他們早就知道PFOA的危害。

從此往後，Bilott 對杜邦的馬拉松式訴訟，既是杜邦的噩夢，也是站在原告方的Bilott 本人，他的家庭和無數杜邦污染受害者的煎熬跋涉。

原告在龐大而狡猾的資本面前是弱小的，在面對監管機構的缺位和等待遲到的科學結論時是無助的，甚至在聲張正義的過程中，還面對着許多普通人的不理解，這些人相信杜邦是一個好公司，關閉杜邦工廠讓許多人失去了生計。Bilott 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仍堅持選擇了自己認為是正确的道路。

這是一個還“在路上”的故事

時長超過90分鐘的電影走到了尾聲，Bilott 取得了鬥争的勝利嗎？算是吧，他等來了期盼7年的流行病學研究結論：“科學評估小組發現，六類嚴重疾病與持續接觸PFOA有關系，它們是：腎癌、睾丸癌、甲狀腺疾病、先兆子痫、高膽固醇、潰瘍性結腸炎。訴訟群體中的3535人已患有這些疾病，根據此前協議，這個群體将得到終身醫療監護。”

但是，杜邦公司卻在科學結論到來後再次抵賴，撕毀了承擔受害者終身醫療監護責任的協議，杜邦的抵賴，讓Bilott 所作的努力付諸東流。

時間來到2015年，Bilott 的鬥争繼續。他作為原告代理律師，開始一件一件地向杜邦發起了總共3535項受害者索賠。第一個開庭的是一個腎癌患者的案子，杜邦被判賠償160萬美金，最終，杜邦和當時即将從杜邦剝離的科慕公司同意支付6.71億美元，了結掉所有3535個訴訟案。

2019年，科慕提起對杜邦的訴訟，指控杜邦故意剝離其化學産品業務，嚴重低估了科慕需要承擔的環境責任成本，将數億美元的環境責任轉移給新公司。在特拉華州衡平法院駁回了科慕的訴訟請求後，科慕表示将向該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還是在2019年，Billot 又代理了一樁群體訴訟案，這一次，他代表的是所有血液内含有PFAs塑料（而并不隻是PFOA) 的美國人，去起訴8家不同的化工企業。他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場PFOA引發的公共健康危機，我們花費了20年的時間進行信息收集和确認，不應該再花費20年才肯意識到我們已經可以對這種化學品做些什麼了。”

與杜邦做抗争的普通人

特氟龍生産線上曾經有多名女工産下畸形嬰兒，其中，有一個嬰兒名叫Bucky Bailey，他的母親于80年代初在杜邦的特氟龍工廠工作，懷孕期間密切接觸了PFOA，Bucky在出生時面部畸形，2019年，他本人在影片中出鏡。

二十年來，Darlene 和 Joe Kiger 夫婦始終沒有離開當地，他們一直在為警醒公衆對杜邦造成的PFOA污染而努力抗争。

敲開 Billot 律所辦公室大門的西弗吉尼亞農民 Wilbur Tennant 已經因癌症去世，他的哥哥Jim Tennant出現在影片中。

律師 Robert Bilott 和他的太太 Sarah Bilott也在片中出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