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中展現的城市環境以及都市空間中的社會關系與社會族群，是我國六代導演彰顯自己對底層人認識與關懷的首選時空，也是繼承自我國一二代導演的一種選題傳統。不管是袁牧之的《馬路天使》中用好萊塢視聽美學構建的半殖民半封建狀态下的上海，還是王全安将中國古典意境美學與當代電影表現技巧融合中呈現的當代上海，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迥異的城市意象構建暗中推動了電影中人物與情節的發展，在特定的空間内構建出導演的影像美學。

張一白的《好奇害死貓》講述了一個具有後社會主義社會轉型過程中共性的，帶有“道德淪喪感”的情殺故事，采取了類似于昆汀·塔倫蒂諾《低俗小說》的環形叙事結構，利用影片的三個主要人物視點将叙事結構切割為了三個相對獨立開放，卻又在大閉環中緊密連接的情節段落。為了使影片的空間構建符合故事中的被都市異化的男男女女與作者想要營造的冷峻影調、低飽和的影像風格，張一白選擇将故事發生的背景從“浪漫、熱烈”的上海遷移到新舊對比明顯的重慶。

張一白在自己的訪談中曾這樣評價上海與重慶這兩座城市：“我是有雙城情結的人，出生在重慶，但上海是我的理想之都，隻要想到浪漫的東西，我腦子裡浮現的地方便是上海.....重慶就是現實之城，就是陰冷、堅硬，城市的新舊對比很明顯。”重慶作為晚清西南内地的碼頭樞紐、抗戰時期的國府敵後大本營，以及計劃經濟時期抵禦蘇修南侵的三線工程的核心，似乎重慶的面貌在近百年來一直處于無休止地叠代與變幻當中。千禧年以降，重慶脫離四川省的管轄，邁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同時它也作為特殊性包含在我國經濟騰飛的普遍性當中。

張一白把腦海中的重慶被濃縮、典型化到了故事發生的高檔小區“海客瀛洲”中，與此同時，他卻把現實的重慶外化了簡單的兩極符号，無意對它的城市奇觀進行詳細的觀照與表達。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影片中出現了兩組簡潔的意象符号，外景鏡頭中掃過的梁曉霞租住的彌漫着霧氣的破敗城中村與保安劉奮鬥蝸居的陰冷地下車庫構成了一組有意味的形式，其影像上的能指對應的正是代表底層無産者的所指；而與之組成反差隐喻的則是鏡頭漸漸上搖後出現的林立在城中村周圍的由鋼筋水泥鑄成的高樓和闊太太千羽曾活動的花房，這一組能指與所指構成的符号系統隐含了作者對那些在二十世紀末通過利用公共權益模糊的問題，從市場化、國企改革中牟取暴利的“新貴”“人民富豪”和其背後穢土重生的“資産階級”的想象與審視。

在這種兼顧表現主義特征的導演美學指導下的人物塑造自然無法繞開被符号化的命運，影片中角色身份的設計與城市意象共同搭建了一個立體的社會階層圖景：這些具有典型環境下典型人物特點的角色設置，形成了在後社會主義社會變革中階級上下的罕見互動。張一白為電影中的角色安排了獨屬于自身的癖好，沖洗店的陌陌喜歡偷拍、劉奮鬥喜歡數錢、千羽喜歡玫瑰、劉重和梁曉霞則分别喜歡咬手指與紅沙發。當我們将張一白的藝術形象的個性從共性再次提取出時，便會發現這些癖好對應了：“好奇、貪婪、不擇手段、焦慮與激情。”

這五位角色、五種特質似乎恰巧了對應了我國千禧年之際的深層集體心理。美國的萊斯利·霍爾姆斯教授在1989年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後共産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歸納總結，發表了《後共産主義模式的十四個要素》一文，并指出了後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具有的十四種共同點。結合其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影片中角色之間的許多矛盾都可以歸因到十四個因素中。《好奇》中悲劇的釀成，并不全部在于劉重與梁曉霞的出軌，而是間接源自人與人間的不信任感與有效協商的缺乏。霍爾姆斯教授認為，在大多數後共産主義國家，仍然缺乏一種成熟的民主文化，人們很少會用契約和協商的方式去達成一種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并且那裡的居民有着很明确的“他們”和“我們”的概念，彌漫在社會上的道德真空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信任機制的瓦解。在影片中，鄭重和梁曉霞、千羽和劉奮鬥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都是可以通過協商來達成和解，特别是促成影片矛盾爆發點的曉霞之死的主要原因就是感情雙方的低效溝通導緻的消息誤差。而劉奮鬥的數錢癖好則是不信任感的完美例證，他的行為既是潛意識裡針對社會上“新貴”言行不一的不信任，又屬于底層人對千禧年動蕩社會的被動防禦機制。

除此之外，《好奇》中的鄭重同樣是一個值得剖析的人物，他靠着自己的奮鬥小有成就，但若真想達到階級跨越，還需借用入贅婚姻邁入上層。入贅對鄭重帶來的不僅是寄人籬下的自卑感，還有一種對大男子主義的主觀抑制導緻的壓迫感，而真正令他崩潰的則是其對自身階級與地位的長期的不安感。在這一點上，霍爾姆斯教授的理論闡明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很少有人會為工作和住所表示擔憂。但在經濟改革的浪潮下，特别是橫跨我國九十年代的下崗潮，導緻了人們對财産所有權不明确的不安感。尤其是鄭重這類依托婚姻改變經濟狀況的中産階級，其财産所有權和社會地位都建立在脆弱的感情之上，最後那種對現有生活被颠覆的恐懼感與對情人的不信任令他對梁曉霞痛下殺手。

《好奇害死貓》通過對城市意象的象征性表現與對藝術形象的典型化塑造，揭示了身處于當代中國不同的階級對立，展現了複雜的社會深層集體心理和其背後的貧富鴻溝，反映了千禧年前後中國社會的一塊社會現實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