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皇後樂隊的《波希米亞狂想曲》是迄今為止最盛大的音樂傳記片，但同樣也是大謬不然 (2)
《波西米亞狂想曲》
翻譯：Ryan-Chopin
校正：Emm.Z
原文摘自：Pitchfork
...這個經典的搖滾樂隊一直都很擅長于表現自己的品牌和傳統，但他們的這部奧斯卡提名影片卻有些過甚其詞。
盡管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已成為品牌效應下的一大财源，但它也充斥着對皇後樂隊及其國際巨星地位的謬誤、謊言和嚴重的缺略現象。例如：“We Will Rock You（将你震撼）”等歌曲發布時間錯亂；樂隊成員相遇過程亂造；影片錯誤假設了皇後樂隊在“Live Aid（拯救生命）”演出前就已解散；由Mike Myers飾演的百代唱片公司執行董事Ray Foster對樂隊的工作不屑一顧，而現實上從未有過執行董事輕視過該樂隊工作。這些問題也成為了大多數評價對影片的苛責之處。制作人Graham King承認，他很早就和樂隊就曆史準确性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據報道，他告訴May，“我們在拍電影，不是紀錄片。”
在某種程度上，King的做法是對的。傳記片常常為了講述一個連貫且引人入勝的故事而捏造事實。但作為一部傳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遠不止這點，它實際上混淆了曆史細節，而這些細節似乎對樂隊職業生涯的任何一環都至關重要。當樂隊還未真正解散時，為什麼要假裝皇後樂隊傳奇般的“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會是一次重聚呢?Mercury以自我為中心想追求個人的成功，因此解散了樂隊，但為什麼Taylor在Mercury單飛之前就制作了一張個人專輯呢?
除了對事實的篡改，影片更深層次的問題還是在于對Freddie Mercury的還原描寫。雖然這部電影沒有掩蓋Mercury是印度人的事實，但它也沒有費心去深入思考他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全球背景對于他後來的音樂生涯是如何影響的。筆者認為，很多觀衆即使在看過這部電影之後，仍然不知道Mercury是在東非海岸出生和長大的，他們從未停下來思考過他那後殖民時代的童年究竟有多麼複雜。(比如，上世紀50年代，年輕的Freddie在印度一所寄宿學校學習古典鋼琴，他和同學組建了一支Little Richard（小理查德）翻唱樂隊。)忽略了Mercury的非洲根源，就像拍一部關于David Bowie（大衛鮑伊）的電影一樣荒謬，因為觀衆走出電影院，也沒有意識到David Bowie是英國人。
這部電影還減少了Mercury隐秘的雙性戀情節，這讓人匪夷所思，影片還捏造了他在80年代被診斷為艾滋病的時間，編造了老套的“悲劇性同性戀”的故事。影片将他塑造成了一個自我疏離型同性戀，且其自戀性選擇幾乎毀掉整個皇後樂隊，這種人物刻畫沒有展現出Mercury的内修生活或其男子氣概非凡的表現力，例如缺略了他原本演繹的這首貓王式風格且重塑了其體育場搖滾演唱會中性别與性之約定的歌曲“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初戀這件小事）”。在拍攝過程中，導演Bryan Singer做了一個美學選擇，為了支持這部評級PG-13且有藥物使用片段的影片，他淡化了Mercury廣受好評的在性領域的探索與冒險。《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制片人為這一選擇進行辯護，并表示他們是被迫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的：一是為一小部分藝術性欣賞的觀衆制作一個真實的LGBTQ故事，二是制作一部能夠獲得巨大成功但将事實有所扭曲的電影。
當然，這種二分情況顯然是虛僞的。這似乎意味着一部多維的LGBTQ電影不可能評級為PG-13——這就是一個自負現象，例如像2018年的青少年浪漫喜劇《Love, Simon（愛你，西蒙）》這樣的電影一直在悄無聲息地自我否定中。這也可能表明要拍一部适合家庭觀看的電影，你必須抛棄複雜的同性戀情節，隻需要将那些削弱LGBTQ群體的陳腔濫調再次搬上熒幕。最後，這還可能說明青壯年和青少年不善于自己處理電影中的多層面同性戀身份——這是另一種含蓄的恐同情緒和自負的年齡歧視。
《波西米亞狂想曲》對曆史的摸索，同時也發生在我們目睹後事實性流行文化崛起之時：那些旨在講述真實曆史人物故事的創意性作品，卻忽略了其故事刻畫現實的真實性。相關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要屬《馬戲之王（The Greatest Showman）》，這部無所顧忌的修正主義電影音樂傳記片将P.T. Barnum塑造成一個跨時代的自由救世主，他向那些衣衫褴褛的社會棄兒發出救助之音，包括同性戀人、有色人種等，而在現實中，他是一個奴隸販子,他靠着黑人劇、大規模商業展覽和剝削社會中的“怪胎”賺滿盆缽。雖然後事實性電影繼續風靡，去年的紀錄片《惠特尼（Whitney）》就展露了一個情欲流動的Whitney Houston，而并非強調那個被迫貼上的異性戀偶像的标簽，這類尖銳的紀錄片表明了一些消費者希望他們在娛樂行為中有更多機會見到偶像級人物的多維度生活，而這些被叙事者要麼忽略，要麼削弱。
...在某種程度上，音樂傳記片幾乎本質上都是後事實性影片：它們常常為了将曆史人物的生活神化而回避事實。也許《波西米亞狂想曲》在皇後樂隊看來的确是“真實的”——樂隊現在的成員都活在曆史中，但我們沒有。但後事實性流行文化的問題并不一定是反真理的，或者更嚴重一點說，敵視真理的。實則更糟糕的是：這種文化對事實漠不關心。
有些觀衆在看《波西米亞狂想曲》時，并不知道或沒有意識到它充滿了錯誤的曆史。那些人隻是不給予關心，也不會去關心。筆者已不記得有多少次和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交談時，他們隻是簡短地回應了對電影的批評，“但它還是很有意思啊！”這裡我們能想到的一點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娛樂行為有其單獨的價值，它應該能夠證明和解釋其曆史事實，且不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讨論：我為什麼要關注事實呢？況且電影裡有所有我最喜歡的歌曲，我還可以對着屏幕大聲唱出來呢。
筆者完全贊成将享受流行文化作為一種娛樂行為，且電影帶來的樂趣本身就具有深遠的價值。筆者真心表示：我也喜歡《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某些方面，尤其是Rami Malek飾演Freddie Mercury時令人着迷的肢體表演。Malek給這個超越劇本限制的表演帶來了意義深遠的真實性和節操感。
但我們不要把藝術自由和曆史事實故意歪曲混為一談，不要亂來扯淡。2005年，作家Harry Frankfurt在他的首部著作《論扯淡（On Bullshit）》中，将扯淡定義為一種溝通方式，旨在說服那些對真相不感興趣的人。說謊者知道自己在混淆事實，而扯淡者甚至不在乎自己說的是事實還是假的，隻要能赢得對方的好感即可。
雖然《波西米亞狂想曲》可能對某些人來說很有意思，但它根本上還是一種娛樂性的欺騙。它所做的隻是一種營銷策略——通過講述情感故事來吸引消費者。但消費娛樂并不是以犧牲複雜的真實性為代價的，因為有時掩蓋曆史真相的細節會讓我們變得毫無創造性，說白了，變得無知。
處于全盛時期的皇後樂隊向我們展示了如何随着時間的推移，巧妙地運用營銷技巧來維持住一大批優秀藝術作品的熱度。另一方面，《波西米亞狂想曲》提醒我們，品牌效應也有讓我們與曆史事實脫節、模糊和歪曲邊緣化群體生活的風險，而讓那些已經享有權力的人從中謀取利益與樂趣。
《波西米亞狂想曲》将于3月22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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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皇後樂隊的《波希米亞狂想曲》是迄今為止最盛大的音樂傳記片，但同樣也是大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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