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2019年上映的电影被当年的颁奖季忽略了。导演是曾执导《卡罗尔》的托德·海因斯 (Todd Haynes)，“绿巨人”马克鲁法洛 (Mark Ruffalo) 做制片兼主演，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 饰演马克在影片中的妻子。

《黑水 Dark Waters》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律师罗伯特·比洛特（Robert Bilott）长达20余年锲而不舍地对化工巨头杜邦集团的艰难诉讼。影片是一个为正义而战的孤胆英雄故事，再次纪录了杜邦集团几十年的化工污染真相，也为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普通人，敲了一记自我保护的警钟：不要以为体制最终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不是公司企业，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府国家，保护我们的永远是我们自己。

化工企业杜邦公司和PFOA

电影直接呈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被利益绑架的人类，在无底线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也将自己拖入了生存的险境。影片末尾提到：人工合成的化学品PFOA被认为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体的血液中，包括99%的人类。

这个PFOA就是律师Billot苦苦寻找的杜邦公司制造的污染元凶之一。它是全氟辛酸的简称，或称为“C8”，2017年，PFOA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了2B类致癌物清单。

杜邦公司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3M公司生产的PFOA制造含有不粘涂层PTFE的系列产品，并用Teflon®，即特氟龙，为这些产品注册了商标。特氟龙应用最广为人知的产品就是曾走进千家万户的“不粘锅”。此外，它还被用于生产防水衣、家具、食物包装、自洁式烤箱、飞机和汽车等等，可以说是全面进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3M和杜邦公司都很清楚地知道PFOA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杜邦工厂前后几十年将未经处理的PFOA废料或随意排放或直接掩埋，并最终导致其渗入千万民众的饮用水系统。美国乡村民谣《乡村小路，带我回家》里唱的有着蓝岭山脉和仙纳度河的西弗吉尼亚，也有杜邦的特氟龙工厂和专门建的垃圾填埋场，是真相浮出水面的地方。

成为杜邦公司噩梦的Robert Billot律师

2016年，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成为杜邦公司噩梦的律师》<The Lawyer who beco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的调查文章，记述Robert Bilott 律师将杜邦送上法庭的前后，是本片的改编基础。

Bilott 是环境法的专业律师，供职于 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 LLP律所。只不过，在1998年以前，他一直是化工企业的代理律师。而那一年后，Bilott 却作为原告律师，将自己的公司大客户告上了法庭，这一告就是20多年。

西弗吉尼亚州的农民 Wilbur Tennant 在这一年找到了Bilott，他的农场出了大麻烦，自从杜邦公司在他家农场附近建了垃圾填埋场之后，他家的牛开始表现异常，烦躁不安，出现各种奇怪的症状，并陆续死亡。看到农场主收集到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物证并亲眼所见农场上的牛突然攻击人的行为后，Bilott 接下了这个案子，开始了长期艰难的调查。

争取到上司的支持后，1999年，Bilott 在西弗吉尼亚州南区联邦法院对杜邦提出了诉讼，并要求证据开示。调查取证的过程充分体现出Bilott确实是一个死磕到底的人。他先是在杜邦的垃圾填埋资料中发现了一种被提到的叫PFOA的物质，在寻求杜邦解释无果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杜邦因此寄来了海量的公司文件档案。

这些积灰的档案堆满了整个房间，毫无条理，多达十几万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内部通信、体检报告和杜邦的科学家所做的各种机密研究报告，当然也包括各种无关材料。Bilott 把自己埋在这些资料中，最终发现：杜邦一直都在进行PFOA的毒性检测，他们早就知道PFOA的危害。

从此往后，Bilott 对杜邦的马拉松式诉讼，既是杜邦的噩梦，也是站在原告方的Bilott 本人，他的家庭和无数杜邦污染受害者的煎熬跋涉。

原告在庞大而狡猾的资本面前是弱小的，在面对监管机构的缺位和等待迟到的科学结论时是无助的，甚至在声张正义的过程中，还面对着许多普通人的不理解，这些人相信杜邦是一个好公司，关闭杜邦工厂让许多人失去了生计。Bilott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仍坚持选择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个还“在路上”的故事

时长超过90分钟的电影走到了尾声，Bilott 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吗？算是吧，他等来了期盼7年的流行病学研究结论：“科学评估小组发现，六类严重疾病与持续接触PFOA有关系，它们是：肾癌、睾丸癌、甲状腺疾病、先兆子痫、高胆固醇、溃疡性结肠炎。诉讼群体中的3535人已患有这些疾病，根据此前协议，这个群体将得到终身医疗监护。”

但是，杜邦公司却在科学结论到来后再次抵赖，撕毁了承担受害者终身医疗监护责任的协议，杜邦的抵赖，让Bilott 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

时间来到2015年，Bilott 的斗争继续。他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开始一件一件地向杜邦发起了总共3535项受害者索赔。第一个开庭的是一个肾癌患者的案子，杜邦被判赔偿160万美金，最终，杜邦和当时即将从杜邦剥离的科慕公司同意支付6.71亿美元，了结掉所有3535个诉讼案。

2019年，科慕提起对杜邦的诉讼，指控杜邦故意剥离其化学产品业务，严重低估了科慕需要承担的环境责任成本，将数亿美元的环境责任转移给新公司。在特拉华州衡平法院驳回了科慕的诉讼请求后，科慕表示将向该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还是在2019年，Billot 又代理了一桩群体诉讼案，这一次，他代表的是所有血液内含有PFAs塑料（而并不只是PFOA) 的美国人，去起诉8家不同的化工企业。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场PFOA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我们花费了20年的时间进行信息收集和确认，不应该再花费20年才肯意识到我们已经可以对这种化学品做些什么了。”

与杜邦做抗争的普通人

特氟龙生产线上曾经有多名女工产下畸形婴儿，其中，有一个婴儿名叫Bucky Bailey，他的母亲于80年代初在杜邦的特氟龙工厂工作，怀孕期间密切接触了PFOA，Bucky在出生时面部畸形，2019年，他本人在影片中出镜。

二十年来，Darlene 和 Joe Kiger 夫妇始终没有离开当地，他们一直在为警醒公众对杜邦造成的PFOA污染而努力抗争。

敲开 Billot 律所办公室大门的西弗吉尼亚农民 Wilbur Tennant 已经因癌症去世，他的哥哥Jim Tennant出现在影片中。

律师 Robert Bilott 和他的太太 Sarah Bilott也在片中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