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概括：大有为之君！


上下五千年，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帝王并不少，比如秦始皇，唐太宗，康熙等，但日慕君认为，能稳压汉武帝一头的只有秦始皇。

从政治上看，武帝在位期间，继承了“七王之乱”以后削藩的政策，利用“推恩令”这一看似和缓实则有效的政策，快速解决了藩王割据的不稳定因素，统一了中央集权，为后续对匈奴用兵奠定政治基础。

经济上武帝推行盐铁国营，统一货币（五铢钱）铸造，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一扫西汉开国以来经济看似自由实则混乱的局面，为后续用兵奠定经济基础。

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秦始皇以来再次实现思想上大一统，统一思想不是目的，利用思想统一把权力收回才是目的。

军事上废除了“白登之围”以后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大规模用兵，他知人用人，启用了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起于寒微的将领，取得了对匈奴决定性的胜利，解除了自三代以来一直滋扰不断的匈奴威胁，奠定了中原政权的版图。

外交上实行通商政策，张骞出使西域大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基础，开拓西南，把贵州云南等地纳入势力范围，时至今日，依旧造福于万民。


这些做法后世看似简单，寥寥数语就做了概括，在当时实则千难万难。以政治为例，自从文帝即位，藩王问题就剪不断理还乱，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接二连三的造反，贾谊早早提出《治安策》，文帝却无力一一剪除，发展到汉景帝，着力削藩，结果引发“七王之乱”，差点皇位不保。灭了七王，自家弟弟梁王又鼓捣兄终弟及，搞的十分不愉快。而这一切在武帝即位后得到了解决，你可以说他是运气，但能力同样不能否认。

再说军事，这算是武帝最大的手笔，高祖即位后希望一了百了，解决匈奴问题，结果因为轻敌被困白登城，如果不是陈平出谋划策，多半要像宋朝徽钦二帝一样被人掳掠，自此以后，高后、惠帝、文帝、景帝对匈奴一直采取隐忍不发、和亲至上的绥靖政策，看似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和平，实则养虎成患，让匈奴坐大。而匈奴游牧民族的性质注定双方难以形成稳定的外交关系，军事手段就不可避免。


而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不遗余力打击匈奴，虽说后世认为汉武帝穷兵黩武，搞的国家空虚，但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苛责汉武帝，如果没有他的大力用兵，就不会有宣帝年间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吃水不忘挖井人。

至于有人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文化上的故步自封，这点日慕君同样不认同，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多存在与分裂时期，例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百花齐放，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文化上的繁荣固然可喜，但应该看到繁荣背后是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纵然有少部分的精英可以自由发挥、天马行空，但与绝大多数一日三餐不保的百姓来说意义有多大？何况从历史角度来看，百家争鸣除了文学意义，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精英文化不过是一小撮人的玩具罢了。



写到这不由想到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中学时期看的十分带劲，文笔煽情的厉害，尤其是“竹林七贤”，在余大师笔下忧国忧民，简直是中华文化的风骨，长大了再想想，实则是个个该杀，一群家财万贯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每日饮酒作乐，喝多了就大哭大闹到处骂街，做出忧国忧民装逼状，却被包装成名士，简直是祸国殃民。纵然有“竹林一万贤”，给百姓带来的实惠也不如曹操一个人。

广陵散再好，不如一个馒头实在！



当然，汉武帝也并非尽善尽美，尤其是晚年，为了汗血宝马，打着维护国家尊严的旗号大肆用兵，造成生灵涂炭，“巫蛊案”更是牵涉广泛，连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都性命不保，受牵连的更是千家万户，而他自己一生行王霸之术，稍不满意就要杀人，终其一朝，被杀的宰相就有五个，受牵连的大臣不计其数，搞的人人自危，后世趋之若鹜的宰相职位成了索命符，大臣听说要出任宰相就吓的战战兢兢，可谓历史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