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还说今年的奥斯卡是个大年，但《寄生虫》一获最佳，我就觉得丧气。
因为从此，我们不用费什么劲去分析具体片子有没有什么电影美学，只要看其“政治正确”的成分有多少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都说“剧本是电影的灵魂”，但韩国电影“演员是一流的，导演是二流的，编剧是三流的”（前任女管家今年演技最佳，视讯门铃那段表演堪称神演技）。但绕过韩国“煽情式表演”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剧情，就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逻辑缺失甚至是结构坍塌。
比如前管家有正当职业，收入应该也不低，夫妻两个人一起努力工作完全可以慢慢还债，可为什么为了躲债就只能躲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长达数年？
比如片里主角一家个个能言擅辩、骗术精湛，有此骗术及演技，可为什么会冒着被发现揭穿的风险给前管家开门，叫她改天再来不行吗？
另外由于暴雨，主角一家的房子都被淹了，浑身臭烘烘甚至连件干净衣服都没有，但为什么还非得以此状态出席小儿子的生日聚会？而且也没人阻挡或帮忙？
结果雨夜逃亡后的贫民窟情境设计、宋康昊最后的杀戮的主题先行、情节计算、意义灌输、人物功能化，韩国人都可谓将其做到了极致，可却连最基本的逻辑都没有。
像这样随手可见却根本就无法认同的关键性情节，难道只是为什么说明“穷人很棒、富人很蠢”以及郭德纲那句“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口头禅？
智骗上流，会想到刘别谦；鸠占鹊巢，会想到约瑟夫罗西；矛盾总爆，会想到克洛德夏布洛尔。三部名导佳作风格迥异，但有一点共通：故事可信。
智谋优势产生于专业精熟。你得是犯案多起的职业惯骗魅力大盗，会主动出击寻找猎物，绝不可能等着家教意外事件来被动触发，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不会引起主人家失智的观众质疑。
欲望尺度也要适配于施骗者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状态，否则便会有刻意丑化之嫌。
而矛盾的爆发更要与之前花去重篇叙述的故事与性格相协调，这样才能使正常环境下的深藏在人们心中隐疾压抑已久的怒火得以爆发。
可像这样强行将“政治”概念强塞给观众喂饱的拍摄心态，奉俊昊的老师夏布洛尔不会有，祖师爷希区柯克也会对其不齿。
可奉俊昊不但这么玩了，还被奥斯卡赋予了“最佳”， 可奥斯卡最佳难道就是郭德纲天桥相声的水平？
当初我第一次看时真以为《寄生虫》是《逃出绝命镇》的套路，所以一直在等剧情的反转。结果没有，从被引入这个由巧合拼凑的圈套开始，全片几乎就是一个只关乎三个家庭的抽真空电影。
即使不去深究其情节的不合理感，结尾无由来的抒情也实在跳脱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即便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去琢磨，其电影质感也只是政治符号得不断叠加。
电影作为艺术，要的是情感的适度与准确，可为了其烈度。看似有趣的点却不间断地蓬勃而出时，结果便只有波澜而没有起伏，于是一切本应有的社会意义便被包裹在精心设计的虚无中。
于是当《寄生虫》成为“奥斯卡最佳”后，大家都在赞美影片的隐喻以及所谓的“社会阶级、人性”等的剖析。
但是作为优秀的影片，其基调必须稳健而成熟，如果要荒诞要黑色幽默，那就必须给观众一个清晰而准确的逻辑链，从而使反讽有充实的现实基础。
结果，前面那么多的情节的不合理，直接造成了观影者的迷茫与困惑，进而无法准确把握叙述者的逻辑，进而无法构建达成反讽的基础框架。
于是儿子的好朋友送来石头，还给他介绍那么好的工作机会，结果儿子却要辜负好朋友的恩情。
前管家被辞退后走得那么匆忙却忘记了地下室自己一直挂牵着的老公？
本来就没什么错的社长，只因没有立刻满足穷人的要求，就只能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无论在政治上如何精心设置，靠近“白左评委”们预设的社会阶层议题。那么在电影方法论上，电影的社会意义就会毫无意识地站在对手一边。
巧合是李沧东（《燃烧》）和奉俊昊先后交出了针对阶级差异的作品，但李沧东那充满60年代艺术电影的极简与装饰主义的拍摄手法有些过时，但却充满了安东尼奥尼对于下层痛苦而束手无策的虚幻。
而奉俊昊呢？如他们那一代导演推崇的金绮泳一样，却只专长于类型的玩弄，对奇情制造与商业娱乐充满了底层欲望般的冲动。
虽然满足了“白左评委”们的高潮派对，电影所要坚持的艺术性与批判性真得离“真正的问题”越走越远了。
而其概念化与符号的力度越强，其沦为意图直白的政治课本的势能也就越大，其资本运作的动机、导向与方式也就越明显，属于电影本身的趣味性也就越低。
我不懂大家盛赞这部片的心态是什么，但就我个人观点，明明有很多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穷人”。不偷不抢也不骗人，虽然有时候遇到不公，但也在坚持着，即使想出气，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打破歧视。
而骗人，不走正道，不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又占别人便宜，这样的“穷人”又有什么资格谈歧视？!
想走捷径的所谓穷人对得起一直辛苦奋斗争取平等地位和权力的普通人吗？
对比一下《一夜风流》、《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西区故事》、《泰坦尼克号》、《宾虚》、《指环王》这些“奥斯卡最佳”对电影艺术做出的贡献
这部不管不顾瞎编一气的韩国电影，不是显得太可笑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