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赤贫等同于暴戾，描绘穷人靠诉诸其家庭史，病理，性格缺陷等是一种相当扁平且傲慢的手法。它也许脱胎自某种社会弥赛亚情结，将社会之症状尽数归咎于赤贫，非但根本不可促进共和，更只能深化代议制民主的懒政阴影。

对于游走于贫困线周围的群体，阻碍其改善生活条件的并不是只有（甚至这也并不是最重要的）社会序列上的歧视，而在于他们的系统性失语，而这又绝对是一个双向的互动：民粹主义的视角仅渲染了他们被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而赤贫者自己也由于天然又过度的“通透”，深知解决某项社会缺陷（例如本片中的身份证）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并不足以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质的转变，遂才对系统，议程，公职人员产生愤怒与排斥。

这绝不是在指责赤贫。该思考的不是他们反而是建制本身：他们真的需要付出尊严去染指这虚伪的“弥赛亚”吗？他们现如今的存在与残喘恰来自教育-市场-社保等勾稽出的体系之必然。他们生即为失败者，是由于运行下去必须得有人充当失败者。他们只是比中产阶级普遍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