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杨晓林《白毛女》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部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的经典影片,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巅峰之作。该片讲述了在二战后的罗马,民生凋敝,失业的主人公里奇得到了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由于干这份工作必须要一辆自行车,而里奇家十分贫穷,所以里奇妻子只好当掉自己的嫁妆来换取一辆自行车。不料,在上班的第一天车就被偷了。为了这辆事关全家温饱的自行车,里奇和儿子从此踏上了找回它的道路。在百费周折,苦苦寻觅依旧无果后,失魂落魄的里奇在生活的绝逼下也成为了那个“偷自行车的人”。极其普通的故事,没有夺人眼球的英雄人物,没有一波三折的精彩情节,没有精心设计的华丽对白,却蕴含着许多电影都无法企及的,直击人心的绝望,表现出了极强的电影张力。

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相互呼应,设计巧妙,意蕴深长的开头和结尾。

影片一开头,导演就以悲情洪壮的配乐《Ladri di biciclette》奠定了全片的感情基调。悠扬而哀伤的提琴声,一下就将观众带入了沉闷、压抑、悲伤的氛围中。同时,导演还用了一个长镜头来刻画当时罗马失业群体的群像——发布工作信息的招聘者一到,乌压压的人群便涌上去将他围住,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失业带来的焦灼和不安。两句饱含宣泄感的台词——“我是一个泥匠,我就该饿死吗?”和“就因为不是给我的,我就该在这里等到死吗?”将失业群体那种积怨已久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末尾,里奇在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偷车,毫无经验的他自然是一下就被抓住,在儿子面前窘态尽现,还险些被带到警察局。最终,失魂落魄的他狼狈地哭泣着,和儿子一起,带着满面的凝重、绝望和苦涩,像一粒尘埃一般消失于茫茫的人海中。此时,《Ladri di biciclette》再度响起,忧郁悲伤的气氛达到顶峰。

不同于大多数“由好到坏”剧情里的人物,里奇的人生底色似乎就是灰暗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那种“一生下来就被诅咒,戴着枷锁的人”,就连全片中极少极短暂的“高光”时刻,也都夹杂着数不清的苦涩——开心地骑着自行车,然而这辆车是妻子把家里的床单当掉换来的;来到高档餐厅试图暂时忘记丢车找车的苦闷,儿子却还要遭受邻桌富家少爷的轻蔑和鄙视。如同那首前后呼应的悲情配乐一样,里奇的人生也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悲剧的接续与循环。

二是随着剧情推进,人物形象的转变。

主人公里奇虽然身处底层,却并不颓废堕落,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甚至,他还有着许多好的品质,比如遵守礼节,在特定场合会主动脱帽;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他也十分愧疚,连忙提出带儿子去吃高档餐厅,哪怕自己囊中羞涩,而且刚丢了新车面临着再次失业的风险。然而,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即使贫穷也不忘葆持体面和尊严的人,却被生活和命运逼上了去做窃贼的绝路。最具悲剧色彩的是,里奇就算是偷,也不是因为性情变坏或者想要用于享乐——他只不过是一个想要维持一家生计的可怜人罢了。

除此之外,里奇还有一个从不信神到信神的转变。最初,他对妻子求问于神婆,还向她付费的行为感到十分不理解。而到最后,苦苦寻觅自行车无果的他自己也找上了神婆的门,甚至急得不顾旁人眼光直接插了队。这是因为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吗?我想不是的,是生活将他百般玩弄而他毫无还手之力,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求助于神秘力量。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知道,来找神婆占卜的人每次都很多,要排长队才能等到。为什么神婆如此受欢迎?除了当时宗教氛围浓厚,时代落后民智未开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看不见希望。他们被那个充满动荡的时代裹挟,因为力量弱小,只能任其摆布而毫无招架之力。于是,他们只有把微渺的希望寄托于自己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以求获得心理安慰。

里奇的儿子也随着故事的发展发生了转变。在影片之初,他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其他小孩一样,稚嫩而可爱。然而在影片末,他坐在路边焦虑地抓着头发,本该是天真烂漫的年纪,脸上却出现了成年人才会有的麻木的疲态,颇有当下的“社畜”之感。这种无可奈何的早熟让人十分心疼。他见证了父亲和小偷激烈的争执、见证了父亲最终成为一名小偷、见证了父亲无数的窘迫和狼狈、见证了尖锐的贫富差距和来自富家少爷的蔑视,他心中“父亲”高大伟岸的形象会不会已经渐趋坍塌?他对生活的理解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扭曲?我们不得而知。

三是鲜明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和幽微细弱的哀而不伤。

《偷自行车的人》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巅峰力作,几乎遵循了所有的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包括实景拍摄,展现真实的罗马街头风貌;大量运用长镜头和客观视角,保留现实生活的客观性,营造真实的视觉感受;起用非职业演员,避免角色的类型化和刻板化;对于阶级、社会、政治、党派等宏大叙事点到为止,重点聚焦小人物的生活命运;按照自然时间进行线性叙事,采取相对松散的叙事结构,淡化情节中的戏剧化冲突等等。安德烈·巴赞在其著作《电影是什么?》中曾表示:电影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在于解决电影艺术形式的观赏性与叙事性之间的矛盾,使观众忘记演员的表演、忘记叙事的文本、忘记镜头的调度,甚至忘记电影本身的存在。《偷自行车的人》毫无疑问做到了这一点,其镜头的调度、运用与表达均蕴含着高度的技巧与雕琢,却传递出了极为真实自然的镜头语言,仿佛是在徐徐展开一副真实的罗马生活画卷。然而,这种真实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却远大于刻意的戏剧化表达,这也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整部电影的情感和主旨表达也是隐秘克制的。没有直接的情感宣泄,也没有激烈的批判,而是从平浅的细微之处缓缓流淌出来,传达出一种幽微细弱的哀而不伤,一种沉闷的隐痛,让人感觉“后劲十足”。

回到文首那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又有多少身不由己的普通人会重蹈里奇一样的命运呢?晦暗的时代,人性消解的过程或许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