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杨晓林《白毛女》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部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的经典影片，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巅峰之作。该片讲述了在二战后的罗马，民生凋敝，失业的主人公里奇得到了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由于干这份工作必须要一辆自行车，而里奇家十分贫穷，所以里奇妻子只好当掉自己的嫁妆来换取一辆自行车。不料，在上班的第一天车就被偷了。为了这辆事关全家温饱的自行车，里奇和儿子从此踏上了找回它的道路。在百费周折，苦苦寻觅依旧无果后，失魂落魄的里奇在生活的绝逼下也成为了那个“偷自行车的人”。极其普通的故事，没有夺人眼球的英雄人物，没有一波三折的精彩情节，没有精心设计的华丽对白，却蕴含着许多电影都无法企及的，直击人心的绝望，表现出了极强的电影张力。

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相互呼应，设计巧妙，意蕴深长的开头和结尾。

影片一开头，导演就以悲情洪壮的配乐《Ladri di biciclette》奠定了全片的感情基调。悠扬而哀伤的提琴声，一下就将观众带入了沉闷、压抑、悲伤的氛围中。同时，导演还用了一个长镜头来刻画当时罗马失业群体的群像——发布工作信息的招聘者一到，乌压压的人群便涌上去将他围住，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失业带来的焦灼和不安。两句饱含宣泄感的台词——“我是一个泥匠，我就该饿死吗？”和“就因为不是给我的，我就该在这里等到死吗？”将失业群体那种积怨已久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末尾，里奇在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偷车，毫无经验的他自然是一下就被抓住，在儿子面前窘态尽现，还险些被带到警察局。最终，失魂落魄的他狼狈地哭泣着，和儿子一起，带着满面的凝重、绝望和苦涩，像一粒尘埃一般消失于茫茫的人海中。此时，《Ladri di biciclette》再度响起，忧郁悲伤的气氛达到顶峰。

不同于大多数“由好到坏”剧情里的人物，里奇的人生底色似乎就是灰暗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那种“一生下来就被诅咒，戴着枷锁的人”，就连全片中极少极短暂的“高光”时刻，也都夹杂着数不清的苦涩——开心地骑着自行车，然而这辆车是妻子把家里的床单当掉换来的；来到高档餐厅试图暂时忘记丢车找车的苦闷，儿子却还要遭受邻桌富家少爷的轻蔑和鄙视。如同那首前后呼应的悲情配乐一样，里奇的人生也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悲剧的接续与循环。

二是随着剧情推进，人物形象的转变。

主人公里奇虽然身处底层，却并不颓废堕落，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甚至，他还有着许多好的品质，比如遵守礼节，在特定场合会主动脱帽；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他也十分愧疚，连忙提出带儿子去吃高档餐厅，哪怕自己囊中羞涩，而且刚丢了新车面临着再次失业的风险。然而，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即使贫穷也不忘葆持体面和尊严的人，却被生活和命运逼上了去做窃贼的绝路。最具悲剧色彩的是，里奇就算是偷，也不是因为性情变坏或者想要用于享乐——他只不过是一个想要维持一家生计的可怜人罢了。

除此之外，里奇还有一个从不信神到信神的转变。最初，他对妻子求问于神婆，还向她付费的行为感到十分不理解。而到最后，苦苦寻觅自行车无果的他自己也找上了神婆的门，甚至急得不顾旁人眼光直接插了队。这是因为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吗？我想不是的，是生活将他百般玩弄而他毫无还手之力，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求助于神秘力量。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知道，来找神婆占卜的人每次都很多，要排长队才能等到。为什么神婆如此受欢迎？除了当时宗教氛围浓厚，时代落后民智未开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看不见希望。他们被那个充满动荡的时代裹挟，因为力量弱小，只能任其摆布而毫无招架之力。于是，他们只有把微渺的希望寄托于自己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以求获得心理安慰。

里奇的儿子也随着故事的发展发生了转变。在影片之初，他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其他小孩一样，稚嫩而可爱。然而在影片末，他坐在路边焦虑地抓着头发，本该是天真烂漫的年纪，脸上却出现了成年人才会有的麻木的疲态，颇有当下的“社畜”之感。这种无可奈何的早熟让人十分心疼。他见证了父亲和小偷激烈的争执、见证了父亲最终成为一名小偷、见证了父亲无数的窘迫和狼狈、见证了尖锐的贫富差距和来自富家少爷的蔑视，他心中“父亲”高大伟岸的形象会不会已经渐趋坍塌？他对生活的理解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扭曲？我们不得而知。

三是鲜明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和幽微细弱的哀而不伤。

《偷自行车的人》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巅峰力作，几乎遵循了所有的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包括实景拍摄，展现真实的罗马街头风貌；大量运用长镜头和客观视角，保留现实生活的客观性，营造真实的视觉感受；起用非职业演员，避免角色的类型化和刻板化；对于阶级、社会、政治、党派等宏大叙事点到为止，重点聚焦小人物的生活命运；按照自然时间进行线性叙事，采取相对松散的叙事结构，淡化情节中的戏剧化冲突等等。安德烈·巴赞在其著作《电影是什么？》中曾表示：电影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在于解决电影艺术形式的观赏性与叙事性之间的矛盾，使观众忘记演员的表演、忘记叙事的文本、忘记镜头的调度，甚至忘记电影本身的存在。《偷自行车的人》毫无疑问做到了这一点，其镜头的调度、运用与表达均蕴含着高度的技巧与雕琢，却传递出了极为真实自然的镜头语言，仿佛是在徐徐展开一副真实的罗马生活画卷。然而，这种真实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却远大于刻意的戏剧化表达，这也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整部电影的情感和主旨表达也是隐秘克制的。没有直接的情感宣泄，也没有激烈的批判，而是从平浅的细微之处缓缓流淌出来，传达出一种幽微细弱的哀而不伤，一种沉闷的隐痛，让人感觉“后劲十足”。

回到文首那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又有多少身不由己的普通人会重蹈里奇一样的命运呢？晦暗的时代，人性消解的过程或许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