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讼自辩的“伪女性主义”

如果说对田柠而言，县城/内部意味着一种生命的陷落，省城/外部意味着一种向上的突围——外部的希望是其在内部中挣扎的动力；那么作为从北京归来的王奇对她而言则是外部的象征：说的不是带着脏话的方言，而是干净标准的普通话，对待女性不是像县城中的同辈一般呼来喝去，而是温和谦逊地和她一起涂去墙上的代孕广告，兴趣爱好不是如马强般吃喝嫖赌，而是组乐队和看电影，甚至看的是“女性主义”的《芭比》，甚至唱的都不是那些土味歌曲，而是《送流水》…于是，王奇这一外来者/旁观者成为田柠向往外部世界的希望，她想象王奇/外部将作为一种拯救力量将她从内部“救”出。

可是，当王奇在那个晚上以“你大年三十有空吗”约她去看电影，当王奇在那一天因为睡过头而缺席，当田柠因此不得不独自一人在商场的厕所生产时，她以其敏感而聪颖的心灵突然意识到王奇不过也和马壮是一类人，不过也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与潜在加害者的男性中的一员，意识到所谓的“外部”和“内部”其没有本质的不同，意识到希望其实并不存在；因此她以留下的那封信和自己的死亡作为一种对他（王奇？）的“报复”。于是，田柠的坠亡与姐姐的坠亡构成了某种同构与镜像（正如不断复现的芭比一般）：在她们的死因中，他/王奇都充当了那个不自觉的、间接的加害者——即使他/男性获得了某种性别意识，也不过是一种假的pseudofeminism。

正如王奇作为导演的一种假面与言说，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身为男性在表达女性主义时的限定（pseudo)。然而因为对田柠获得这种意识与结论的过程的呈现的缺席，因为影片主要以男主的视点来结构，于是这种觉悟似乎只沦为了一种剧情上的反转、一种未加分辨的断言，于是导演的这种表达既是一种自我控诉，但也是一种自我辩护，一种自认清醒的自恋式的表达——而这种自讼自辩、自恋犬儒的表达与断言，正如田柠（被）以死亡作为最后的选择一般，无助于对男权结构的改变，无助于对更理想的世界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