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过于投入表演，你将成为表演”：这位女演员就她和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最新的电影如此反思到。
...葆拉·贝尔说过她一直在避免私人生活和排练角色间任何显而易见的重叠。值得称赞的是，她的表演中恰恰避免了个人痕迹：她邀请我们走入她扮演的角色所体验的现实。出生在德国美因茨的贝尔从小就在演戏；十四岁就踏入第一部电影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执导的《波尔日记》（The Poll Diaries，2010年)现场。仅仅几年之后，就轮到她——在弗朗索瓦·欧容（François Ozon）的一战电影《弗兰茨》（Frantz, 2016）扮演年轻的寡妇——赢得了马切洛·马斯楚安尼奖[1]（Marcello Mastroianni Award），即使在相当传统的浪漫剧的框架下，此种表演依然展示了贝尔凌驾剧本，微妙呈现角色内心世界的能力。
自那以后，她就一跃到最为人所知的电影圈子，包括和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合作的三部电自那以后，就跃升到了她最为人所知的电影系列，即与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合作的三部电影：《越境》（Transit，2018年);为她夺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温蒂妮》（温蒂妮，2020年）；和现在这部《红色天空》。她表演过的角色与历史（《越境》）和神话（《温蒂妮》）有过勾结，但并未因这种关系而有所失色；在佩措尔德眼里，这些文本和我们所处的现实间有不劳而获的连续性。贝尔自然地融入这一风格，对展开的剧情作出反应，同时仍提供一个稳固的引力中心。继佩茨尔德与尼娜·霍斯（Nina Hoss）长达十年的著名合作之后——其中包括他的国际出圈作品《芭芭拉》（Barbara，2012年）和《不死鸟》（Phoenix，2014年）——创作能量必然地随着新面孔而改变。贝尔充分利用了这种新鲜感：她明白一个手势或一个眼神所能传达情感的威力，但却始终让她的角色恒久地保持神秘感。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解决的一个谜，而是表明电影只能挠挠人的表面。尤其在《温蒂妮》中，这产生了一种氛围化、幽灵般的效果——仿佛她的角色被冻结在时间中，永恒地漫游在地球上，与未解的问题搏斗。
在《红色天空》中，我们在见到贝尔饰演的角色娜蒂雅（Nadja）前就看到了她的踪迹。当小说家莱昂（Leon，由托马斯·舒伯特饰演）和他的摄影师朋友菲利克斯（Felix，由兰斯顿·伊贝尔饰演）抵达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夏季小屋时，他们发现了在一顿精致晚餐派对后留下的未洗餐具和冷藏剩菜，还有一堆唱片和一张凌乱的床。对于长期心情不佳的莱昂来说，这简直是欢迎惊喜的反面，他本来想呆在这隐居，以便修订他的第二部小说《俱乐部三明治》（Club Sandwich）——一部名字长这样的小说，从开头就注定了失败。从娜蒂雅第一次出现开始，她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冷静的、敏锐的、警觉的、好奇的。而莱昂则像乌龟一样收缩到作家的矫饰中——主要是为了拖延时间而拒绝社交——娜蒂雅则走出到阳光下，对其他人敞开心扉，关注他们对世界的反应。但娜蒂雅也不仅仅是莱昂的反衬。贝尔以自信和坚实的方式演绎她，寻求与他人建立连接，而不是寻求认可。很明显，她有一个远远超出电影边界的完整人生——影片一开始她就已经在过这样的生活——最好的了解她的方式就是简单地去问，而不是假设，而莱昂事后才领悟到这点。
在六月，我和贝尔聊了她最初上台表演的记忆，感受《红色天空》中海的能量，以及摄像机在不经意间会“杀死”你的原因。
...电影笔记：你从小就开始表演。这是如何开始的？
贝尔：当我们八岁出头的时候，我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参加了一个课后戏剧工作坊。我想，既然他们要去，他们大概每周要排练两次，下午就没空了。所以我也加入了他们。我和他们去了同一个工作坊，真的很有趣。因为那是一个舞蹈戏剧作品，所以没人想扮演主角。我想，我都学了第一次试镜的台词，我能做这个；我会觉得很表演舒服。之后我就开始扮演主角了。
后来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戏剧节，我当时想，哦，天哪，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得上台了。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但我一上台，所有的恐惧就消失了。我有、很酷的服装；我们的父母帮忙制作了它们，有巨大的羽毛，翅膀什么的。我真的很喜欢跳舞和讲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我意识到当我讲一个故事时，我感觉很不同的，而这是因为故事，而不是因为我。
快进到四年后：我们搬到了柏林，我想继续表演，我真的很享受演出。然后我开始在柏林的一家歌舞剧院弗里德里希斯塔特·帕拉斯特（Friedrichstadt-Palast）表演，我认为那是欧洲最大的歌剧院。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儿童合唱团，从十二岁开始，我就参加了表演。演出非常专业的。我们每场演出台上都有150个小孩。那是被群体环绕的感觉，而不是独自一人。
电影笔记：你还记得那些表演吗？我总是对这样的回忆感到惊奇——我想到的是青少年时期的怯场症，但也许在小学阶段，这种情况是较少被理性化的。少了一些自我意识，多了一些游戏的感觉。
贝尔：当我们在幼儿园玩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院子和一个树屋。这并不是一片森林——也许只有六棵树——但对我来说，那就像是森林。我们就像孩子们玩耍一样：好，现在这些人是从森林里来的，现在有人在攻击我们。我一直很喜欢这样做，快速地建立一个情境——我们是谁，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开始玩。也许这就是孩子们所做的，发明一个幻想。我想成为谁，我能做什么，我能不能飞……我想也许那种感觉就没有停止。
所以，玩耍的乐趣转化成了表演。当然，我觉得我需要学习东西，我需要了解这是如何专业地进行的。但这总是源于乐趣。不是因为我有一天想成为一个女演员，而更多地是因为我仍然喜欢它。而且，我身边一直有让我感到舒适的人，让我容易专注。
就在我第一次表演之前，我们能通过幕布看到所有的人，他们在等待演出开始。但然后我们排成一行，手牵手，那种感觉就是，我做到了。一旦上台后，很多事都不记得了。更多的是，我现在正在给你讲故事——也许你不喜欢这个故事，但我只是在讲故事。
电影笔记：你还是个青少年就出演了你的第一部电影《波尔日记》。听你这样描述观众的能量，从舞台表演转到电影表演感觉很不同吗？
贝尔：为我第一部电影负责选角的导演在学校里看到了我；他们当时是在街头选角。我当时14岁。当我们即将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像，这里都是些什么人——我们不是只需要摄像机和导演吗？我真的对有多少员工感到困惑，就像，伙计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笑]我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一点，适应房间里会有30个人的想法。
但也许表演本身并没有改变。当你在舞台上时，你需要让风格变得更夸张一些，以填满表演空间，并且需要更多的力量。对于摄像机来说，就是处在当下的时刻。对于这部电影，导演说，葆拉，你需要思考；摄像机能看出你在思考。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电影表演。摄像机看到每一条红外线。当镜头被推动，或者没在原来的位置，或者你想强迫它，那你就完了。摄像机会“杀死”你。
...电影笔记: 那让我想起了你与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合作的电影。通过非常微小的行为和最轻微的表情细节来了解角色。你是怎么开始与他一起工作的？
贝尔: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为了拍摄《越境》。我接到了西蒙娜·贝尔（Simone Bär）——这位不久前去世的伟大的选角导演——的电话。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为我在弗朗索瓦·欧容执导的法国电影《弗兰茨》中提供了咨询。克里斯蒂安当时正在帮助欧容处理电影的德文对话，他们给他看了一些我的戏份。所以西蒙娜给我打电话，说：“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想见你。”但我没有剧本，也不需要准备任何场景。我去了，他和选角导演就坐在一个大桌子旁边。我们只是在聊天……克里斯蒂安问了我一些关于生活的问题，等等。30或40分钟后，我们开始谈论这部电影。最后，他说，“我会把剧本寄给你。我想让你扮演玛丽。”我当时就想，啊……！好吧。我以为我只是来见他，我们有个愉快的对话。
从第一刻起，他就真正地信任我，并告诉我，“我喜欢你的作品，你不需要证明什么；我只是想和你一起工作。”克里斯蒂安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想把人带到一个情境里，然后说，“好吧，现在给我看看你有多好。”更多的是，“我知道你很棒，我还是喜欢你。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仍然对这个角色或这些想法感兴趣。”
电影笔记: 和他一起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我知道排练是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贝尔: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问了他。他说，“早上，我们会排练两三个小时，不会早于8点开始，因为我认为演员们那时候会很累，那样不好。所以我们开始得晚一点，排练一下，只有导演和演员。我们排练到需要为止。你去化妆，他们准备布景，你再回来，我们拍一次，换镜头，再拍一次。然后下午我们就结束了。”我当时就想，“什么？！怎么可能？”所以通过《越境》，我发现了他的工作方式。也发现了电影对他意味着什么，故事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是如何看待角色的，以及他如何看待早期电影，他的电影教育。
和他一起工作真的很轻松，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认为对于《红色天空》来说，氛围甚至更为轻松，因为他总是和团队中相同的人一起工作。真正有这种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的联系。我们就像是五个演员。团队规模不大，我们实际上只有两个主要布景，房子和海。还有一点在海滨大道和医院……那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光，最好的意义上讲，不觉得像在工作。我身边都是非常好的人，演员们都很棒，我们有很多时间，没有压力。我一直都想这样工作。我不想回去！[笑]
...电影笔记: 《红色天空》虽然更为集中，但它比《越境》和《温蒂妮》更像是一个整体作品。你和团队是如何在片场达成正确的动态的？
贝尔: 在拍摄前的两三周，克里斯蒂安会和所有的演员见面，并去到每一个拍摄地点——在它真正成为电影布景之前的地点。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去了森林里的房子，然后去了波罗的海的海滩。在《温蒂妮》和《越境》中我们也这样做了。但尤其是在这里，当我们去到海边……对我来说，这改变了很多，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属于我们的海。我们是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岛屿上拍摄的，所以那里实际上没有其他人。我忘了大自然所带来的海洋影响有多大。这真的很重要：拥有这种氛围，感受到海洋的能量。
所以我们在排练中建立了整个氛围，并且形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团队。在我迄今为止拍过的电影中，我认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制作电影的方式非常像最终的电影。而且我喜欢发现托马斯是如何演绎莱昂的；我没料到会是这样。我们在我18岁的时候就曾一起工作过，也就是很多年前。但我喜欢他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方式，以及他的幽默感。
电影笔记: 娜蒂雅与你在《越境》和《温蒂妮》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她没有被神话或历史的沉重所包围。找到这种类型的角色或与不同情绪的电影中的角色是什么感觉？正如你提到的，这里也有更多与莱昂角色相关的轻松氛围。
贝尔: 有时候，你对角色了解得越少，任务就越艰巨。所以配角其实是最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解脱，因为你不需要负责整个故事情节，但同样地，你也得不到太多信息。所以这全靠你去实现。一开始我对娜蒂雅的印象是，她是谁？但后来我想，忘了所有关于如何创造一个角色的问题吧。因为娜蒂雅的主要本质就是活在当下，信任当下，让人们做自己，并不强迫他们满足期望或实现目标。
因为我非常了解克里斯蒂安，我足够放松，足够信任他，让自己进入这种状态，变得更加开放。我一直是个完美主义者，非常注重自己的准备工作。我曾参与电视剧《坏账银行》；节奏非常快，所以你需要知道结构，以及哪一场是之前的场景以及如何结束。我非常擅长准备角色的确切旅程。和克里斯蒂安一起工作，我学会了信任这个过程，并更灵活地对待合作伙伴正在做什么？今天在这个房子里感觉如何？也许它和我之前想的完全不同，但我现在喜欢它，我想适应当下。
一开始，找到娜蒂雅确实让我有些紧张。她非常成熟，但以一种很酷的方式；不讨厌，但很坚强……她几乎是一切。这个人非常自在，对自己是谁非常满意。当然，这让我有点害怕：好吧……去演吧。[笑]也许因为我是跟随而非引导，所以娜蒂雅的这种能量就出现了，其余的事情也随之发生。我认为当你过于依赖某些事情时，你的眼睛会闭上，你什么都看不见了。娜蒂雅恰恰相反。关注莱昂有时候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娜蒂雅，因为她经常是相反的，带来了不平衡。
电影笔记: 我很喜欢电影中的户外晚餐场景，因为故事是通过角色们在处理彼此的新信息时相互看待来讲述的。在其中一个场景里，你朗诵了一首诗，即海因里希·海涅（Henrich Heine）的《阿尔斯》。当你在创建角色时，你是如何处理预先存在的文本的——当你试图弄清楚他们如何回应它，以及它揭示了他们什么？
贝尔: 嗯，与《温蒂妮》有类似的情况，当时我必须准备她写的那个巨大的演讲。你通过这样了解到一些关于你角色的信息，让你更接近她。那就是温蒂妮的演讲；这是她看待事情的方式。同样地，关于这首诗，如果这是她最喜欢的诗，那么它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娜蒂雅呢？这首诗与她对爱的看法有什么联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如果你在一开始就知道某人最喜欢的东西，你会觉得，我对你有了更好的了解。
但把这段文本带到场景里有点令人紧张。一旦你朗诵一首诗，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节奏对吗？它奏效吗？是不是很无聊？或者突然觉得，好吧，我知道一些行，我要告诉你我的行……
电影笔记: 过于研究的方法。
贝尔: 没错。克里斯蒂安提议事先过一遍台词，但我不确定。也许最好不要这样做，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专业形式。娜蒂雅不是专业的（在朗诵诗歌方面），但这是她最喜欢的诗。也许它应该只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她喜欢它的什么。
有趣的是，我之前已经学过这首诗，并且很喜欢它，也思考过它很多。但当我把它朗诵给其他人听时，它确实有了不同的氛围。他们在剧本里读到过，但当你读某样东西和当你真正理解或发现某样东西是不同的。然后我就想，哦，实际上，他们确实喜欢它。这首诗真的增加了力量。这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现在不会大声读诗给彼此听。但它们可以将生活的某些方面凝练为本质。
本文作者系Chloe Lizotte，转自MUBI电影笔记。由Bergen在读翻译。
[1] 马切洛·马斯楚安尼奖（意大利语：Premio Marcello Mastroianni）是威尼斯电影节的正式奖项之一，1998年起颁发，名称取自意大利男演员马切洛·马斯楚安尼，由该届评审团从正式竞赛单元中选出，用以表彰杰出的新晋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