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里的男孩》导演手记

一晃几年，像一场梦。

2019年底至2020年初，拍完《一个和四个》后，我婉拒了五部电影的执行导演邀约。不是厌倦了剧组，而是生命里多了份沉甸甸的期待——我的爱人怀了宝宝。从她受孕到坐完月子，我全程陪伴在侧。那段时光，除了陪她散步运动，其余大多时候都埋在电影与小说里。我本就是个资深小说迷，不少作家的全集都逐字细读，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余华、博尔赫斯，也包括当下的优秀创作者。当读到赤 · 桑华的《怀念一只叫扎西的狗》《柔旦的弟弟叫洛洛》时，童年的细碎记忆突然被唤醒，再加上当时特殊时期大家宅家的心境，我索性改写了剧本，最初定名《一只叫扎西的狗》，后来才改为《月光里的男孩》。那段沉寂的日子里，灵感格外汹涌，哈哈·····我一口气写下三个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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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口罩时代落幕。我下定决心，要让《月光里的男孩》成为我的导演首作。万玛才旦老师看完剧本，直言整体很棒，只需稍作微调，还鼓励我多听听行业意见。于是我报名了FIRST创投，没想到竟拿下了当年的微峰小花“青春·未来”奖，还有十万元现金奖励。当晚，万玛老师和我们带着一群朋友去西宁的大排档吃饭喝酒，老师心情很不错，温和地笑着说：“我们一起把它拍出来。” 领奖时我曾说，要在“小花盛开的地方”开机——我说的，就是囊谦。我心里清楚，十万元远远不够支撑开机，我的底气其实来自万玛老师的承诺：他会帮我融资。FIRST结束后，我们定了9月开机，主创团队都已敲定，我和爱人没回北京，直接留在西宁筹备。可命运却开了个猝不及防的玩笑，一场比电影情节更曲折的变故发生，开机被迫搁置。眼看着2022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我的心情也沉到了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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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和爱人没有过年。按照老家的习俗，家里有人过世，这一年就不庆祝任何节日——她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开春后，我们还是回到了北京，开始四处奔波找投资。每天早出晚归，跑遍了一家又一家公司，进展不算顺利，却也总能看到一丝微光。那段时间，万玛老师也在北京做《雪豹》的后期，我偶尔会跟着他去后期公司。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实在不行，他个人出钱拍这部戏。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我却坚决不同意，当面拒绝了他。每次我拒绝后，他都只是温和地笑一笑，然后继续陪我在街边散步，默默帮我找其他资方。

有天中午，我接到了万玛老师的电话，他让我先去拍一部戏做执行导演，还说他正在对接一家资方，问题不大，让我安心先忙手头的事。可没想到，这部戏开机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万玛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跟着老师的家人去了他的老家贵德，打理完后事，七天后我赶回了剧组。当时剧组还在西藏，我们咬着牙把剩下的戏份拍完，大概6月19日，在西双版纳顺利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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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的那天，我在我的卧室，也是我的书房，积攒多日的情绪终于绷不住，大哭了一场。那一刻，我的天几乎塌了。只是在剧组里，我一直以“大哥”的身份硬撑着，不想让大家分心。我们都深知，失去万玛老师这样的前辈，对所有热爱文学与电影的人来说，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份痛，至今难以用语言形容。从《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开始，我就一直做他的执行导演，包括他监制的作品，我很清楚，他的存在对我们这些后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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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苏明晴在北京真的对接上了一些资方。大家都知道，对于一部电影，开机意味着什么。那些在脑海中反复推演的画面、打磨的人物，险些沦为空想。直至这笔资金的到来，虽算不上雄厚，却使我们租得起需要的拍摄器材了，也终于顺利开了机。另外，对这部电影意义重大的还有当地政府，主动伸出援手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大难题。在这里，要深深叩谢囊谦的乡亲们，是他们的善意，撑住了我们最艰难的阶段。

后来的拍摄很顺利，我们愉快地杀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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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