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原标题：
バンドマンのフリーター选択・维持プロセスにおける积极性と合理性
——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に着目して——
The Activeness and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Freeter” Selection and Continuation by
the Rock-musicians Chasing Dreams: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Youth Culture
乐队成员选择和维持自由职业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着眼于年轻文化的内部结构
作者：野村 骏（名古屋大学大学院）
原文链接：バンドマンのフリーター选択・维持プロセスにおける积极性と合理性 : 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に着目して | NDLサーチ | 国立国会図书馆
来源：本文是发表于《东海社会学会年报》（ = The annual review of the Tokai Sociological Society）2018年7月10号卷的自由投稿的摘译，题目为译者戏拟。
国标引用格式：野村 骏. バンドマンのフリーター选択・维持プロセスにおける积极性と合理性 : 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に着目して. 东海社会学会年报 = The annual review of the Tokai Sociological Society / 东海社会学会年报编集委员会 编. (10):2018.7,p.122-132. https://ndlsearch.ndl.go.jp/books/R000000004-I0291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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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概要
在本论文中，笔者利用了自2016年4月起对乐队成员进行的持续访谈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在调查过程中，笔者遇到了乐队A的成员，并开始频繁观看他们的现场演出。通常，每场演出会有4至6支乐队参与，笔者通过乐队官网等渠道了解了参演乐队的背景、成员构成和年龄等信息，并根据乐队成员的特点，邀请他们参与调查。研究参与者虽然在调查时点可能已不再以乐队身份活动，但他们都有志于成为职业乐队成员，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有过活动经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本论文选取了7名能够提供关于选择自由职业者经历详细叙述的对象进行研究。
笔者希望对所使用数据的特性进行说明。本论文主要以乐队A的4名成员的叙述为分析中心，而其他3名成员的叙述则用于支持基于乐队A成员叙述的分析。这是因为，如后文分析所示，在乐队成员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过程中，所属乐队其他成员的存在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准确理解这种影响关系，有必要专注于某一支乐队。
乐队A是以东海地区的X县为活动基地的乐队，其现有成员体制已有约3年的活动历史。乐队成员各自从事乐队活动近10年，在X县被认为是中坚力量的乐队。关于乐队A的成员，レン和カズマ是通过“地方关联”相识的，但乐队A本身是通过乐队活动过程中的联系形成的。此外，除乐队A之外的3名成员，也是通过现场演出与乐队A建立了联系。他们在调查时已经离开学校1至3年，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
...关于研究参与者的特点，第一点是，他们全员都作为自由职业者从事（或曾从事）乐队活动；第二点是，他们全员都以成为职业乐队人为目标；第三点是，他们的学历和出身阶层相对较高。第一点说明，他们是符合本稿目的的研究参与者。将从自由职业者转为正式职员的ダイキ的叙述特意纳入数据中，是为了在分析中加入他作为现役正式职员视角下对过去自由职业者经历的反思。关于第二点，如前所述，通过将以成为职业为目标的年轻人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更详细地考察年轻人文化的内部结构。关于第三点，考虑到已有研究指出追梦的年轻人通常出身阶层较高，本稿的研究参与者与这一倾向并无显著不同。再重复一遍，本稿的目的并非在于考察影响乐队成员选择自由职业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因此，只是在表格中概略性地呈现，但今后需要结合“他们为什么选择自由职业者”这一问题，同时探讨“他们为什么能够选择自由职业者”的问题。对此问题将在本稿最后再次提及。在这里，想预先说明一下关于乐队成员选择自由职业者的叙述特点。他们的叙述中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关于自由职业者的叙述是连贯一致的，并且叙述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偏差很小。新谷（2002）指出了年轻人变为自由职业者的志向倾向容易变化，以及他们的言谈内容与实际行为之间缺乏一致性。另外，“追梦型自由职业者”曾受到批判，正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追梦，却并未将其付诸实践。然而，从乐队成员选择自由职业者的叙述中看不出这种倾向。他们用连贯的逻辑谈论自己为何是自由职业者，并且以成为自由职业者为前提来制定乐队活动的日程安排。正如后文分析所示，这种以自由职业者身份为前提的状态，正是他们得以稳定追梦的前提条件。本稿将在留意这种叙述特征的基础上推进分析。下节将首先确认，乐队成员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最终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引用数据时，笔者的发言以＊标示，对分析中重要的叙述则会加下划线处理。
为何选择自由职业？
乐队成员选择自由职业的最常见理由是——他们将乐队活动视为“想做的事”。以下引用的是カズマ的叙述，他在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分析后意识到乐队活动才是“真正想做的事”，因而选择了自由职业：
＊：话说，你当时明明在求职，怎么就放弃了呢？ カズマ：找工作的时候啊，不是会思考自己想活成什么样的人生嘛。那时候我写满了笔记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之类的。 ＊：像是自我分析那种？ カズマ：对对对！当时就觉得，不好好搞一次乐队不行啊。 （2016/04/09）＊：是单纯不想正常就业吗？ カズマ：那倒不是。如果心里没有"想玩乐队"的念头，我大概会普通地找工作吧。 ＊：比起正经工作更想玩乐队的感觉？ カズマ：啊...算是吧。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对乐队的向往更强烈吧。 （2016/04/09）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カズマ并不是因为回避就职这一选择，而是因为找到了比就业“更想做”的事，才选择了自由职业。“大概因为对乐队的向往更强烈吧”这句话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将乐队活动看作是“想做的事情”的观点与现有的自由职业者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但是，除了“想做的事情”这种个人层面的理由之外,还存在着乐队成员特有的理由：这是关系论的理由,即乐队这种活动形式的集体性会影响其他乐队成员对自由职业者的选择。
カズマ通过就职活动获得的“必须好好地做⼀次乐队”的认识，对当时⼀起活动的其他乐队成员的职业道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カズマ长年共同进行乐队活动的レン，在说明自己大学中途退学的理由时，谈到了カズマ的影响。以下的叙述，展现了レン与カズマ在大学时期就今后的乐队活动方针进行讨论时的对话过程。对他们而言，这场讨论是之后人生方向的重要转折点。在讨论解散乐队还是放慢乐队的节奏以适应就业时，カズマ和レン选择了作为自由职业者追逐梦想的道路，而其他成员则退出了乐队。
レン：我也正好到了该找工作的节点，面临要么解散乐队，要么就算找到工作也把活动频率降到最低的抉择。当时先倾向于降低活动强度，自己也迷迷糊糊觉得该去就业了。这时候カズマ突然说"我受不了这样"，（中略）嚷嚷着"要么彻底收手，要么全身心投入"，被他这么一激我就上头了，干脆退学算了（笑）。算是一种表态吧。 ＊：是为了证明自己认真的态度？ レン：当时知道其他成员会退出，但既然カズマ都那么说了，就想着认真拼一把。要是他当时没说出那些话，我说不定真就去找工作了。 （2016/04/12）
乐队人选择自由职业，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偏好将乐队活动视为“想做的事”，另一方面也是乐队这种活动形式的集体性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所导致的。从接下来引用的ユウ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以“想做的事”为由选择自由职业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乐队集体性的制约。
＊：大学时期本来是打算正常就业的吗？ ユウキ：这个嘛，对我来说挺纠结的。其实本来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或者说，真正想做的只有乐队。但那时候根本找不到成员，就一直处在寻觅状态。我当时想着，要是始终组不成团就干脆去工作算了。不过第一次遇见（カズマ和レン）时，カズマ直接说"我们准备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搞乐队"。我当时还是大三，他们就劝我"可以先一起组队再慢慢决定"。虽然嘴上说着"先活动起来看看情况"，但中途意识到：如果要就业的话，就得趁早退出，否则还得重新找替补成员。拖拖拉拉只会碍事啊。所以其实加入乐队几个月后，就决定全身心投入了。 （2016/04/21）
ユウキ在加入乐队A之前，一直没能找到可以活动的乐队。在这期间终于加入的乐队A的成员们，从那时起就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活动，并且明确表示今后也将继续作为自由职业者活动。因此，他为了配合其他成员，将自己的出路指向了自由职业者。
就这样，乐队成员们在选择职业道路的重要节点上，将乐队活动视为“想做的事”，并主动选择了自由职业者。但尤其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乐队成员存在的影响。乐队这种活动形式的集体性，通过其独特的影响，促使每个成员选择自由职业者。
那么，为什么他们必须成为自由职业者呢？即使不做自由职业者，追求梦想的方法应该也有很多种。然而，考虑到许多乐队成员主动选择并维持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其背后必然存在不得不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理由。下一节将从“场所、时间、金钱的共享”这一视角探讨这一点。
为什么必须选择自由职业？让追逐梦想成为可能的自由职业选择——场所与时间的共享
乐队成员必须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背景，与他们作为追求梦想实现的年轻人这一身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梦想，他们需要参加大量演出，积累人气。在这一过程中，才有可能被音乐行业相关人士发掘，并与音乐事务所等机构签约。而为了开展全力以赴的乐队活动以实现梦想，成员之间必须协调彼此的时间安排。关于从事正式工作的乐队成员，カズマ曾就"演出日期"的问题这样说道。
＊：也有人边当正式员工边玩乐队啊，你怎么看他们？ カズマ：要是那样能兼顾当然挺好。 ＊：那你选择自由职业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カズマ：因为觉得当了正式员工肯定会两头顾不上啊。 ＊：两头顾不上是指某些事做不了？ カズマ：演出日期绝对会被限制吧，大家的时间也很难协调。总之乐队活动会有很多束缚。 （2016/04/09）
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从"当成员时间无法协调时不得不拒绝演出邀约"的ダイキ的叙述中也能得到印证。ダイキ大学毕业后曾作为自由职业者追逐梦想。但在经历与家人的冲突、成员结婚等事件后，目前他一边作为正式员工工作，一边以支援成员身份参与其他乐队继续音乐活动。其主要所属乐队的活动已不再活跃。接下来的叙述表明，当主要活动的乐队接到演出邀约时，常因为成员个人情况导致时间无法协调，难以爽快接受邀约。乐队成员正是通过共享演出日程（即时间协调），才使得高强度活动成为可能。
＊：是会联系ダイキ先生，邀请ダイキ先生的乐队来演出吗？ ダイキ：是啊。比如说如果没法接的话，就会说"抱歉，我在其他乐队有活动，那边可以吗？"之类的。（中略）"不好意思，我们是个活动受限的乐队。虽然很感谢邀请，但成员实在凑不齐，那天我一定会去看演出"——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这样处理。 （2016/09/29）
此外，Live时间的共享也意味着Live House场所的共享。对乐队成员而言，与同伴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进行演出，本身就是乐队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梦想不可或缺的活动。换言之，对于集体追梦的乐队人来说，成员间共享场所与时间是开展高强度活动的重要前提。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他们才主动选择并维持着看似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身份。相比之下，正式员工的就业方式直接限制了乐队活动。他们不仅因乐队成员的影响而选择自由职业，更是因为参与了乐队这种集体活动形式，不得不主动选择并持续维持自由职业者身份。
然而，这里仍存在一个疑问。新谷发现的"地方关联文化"中，金钱共享是年轻人维持自由职业身份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年轻群体内部的金钱借贷行为，能够应对因自由职业状态产生的经济困难，从而使得持续从事自由职业成为可能。那么乐队成员们又是如何应对这种经济困境的呢？下文讨论自由职业者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及其应对方法，并阐明他们即使背负经济压力仍能维持自由职业状态的背景。
自由职业的选择-维持所伴随的经济困难及其应对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乐队成员面临着怎样的经济困境。从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一边在自由职业者和无业状态之间徘徊一边继续乐队活动的リョウ，对乐队成员的经济困难做出了如下描述：
リョウ：我超想吐槽啊——收钱的话找那些大红大紫的乐队不就好了吗？别从我们这种糊团身上薅羊毛啊（笑）。金钱问题大概是所有乐队都逃不开的坎吧。 （2016/09/12）
此外，从自由职业者转为正式员工的ダイキ也首先将经济困难列为自由职业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明确看出，经济困难对乐队成员而言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做自由职业者那会儿有什么糟心事吗？ ダイキ：收入不稳定，总得为钱提心吊胆地搞活动。（中略）自由职业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啊。 （2016/09/29）
那么，面对上述经济困难，乐队成员们是如何应对的呢？在此让我们重新审视前文引用的リョウ的发言。リョウ在谈话开头就提到："收钱的话找那些大红大紫的乐队不就好了吗"，这段话说的是通过"最低售票指标"（ノルマ）制度要求付费的Live House。所谓"最低售票指标"，是由Live House强制规定的售票数量，每个乐队通常需要承担10至20张门票的销售义务。若无法完成指定数量的售票，差额部分需由乐队成员自行承担。这套制度构成了乐队活动的经济负担。从专科学校辍学后、一直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开展乐队活动的ジュン ，就其所属乐队的经济负担作了如下陈述：
＊：现在乐队A是盈利还是亏损？ ジュン ：应该是亏（损）吧。 ＊：大概亏多少？ ジュン ：每演出一场，乐队大概要贴1万日元左右。 ＊：4个人的话每人负担2500日元左右？ ジュン ：还有庆功宴开销，所以每人大概要5000日元吧。 （2016/04/16）
这段对话中提到的"1万日元"就是乐队因最低售票指标必须支付的金额。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笔者"4个人的话每人负担2500日元左右？"的询问，受访者并未否定，而是直接给出了每人具体负担金额。这说明由乐队整体承担的最低售票指标所产生的经济压力，实际上是在乐队成员内部分摊的。(7) 与Live House的最低售票指标同理，作为乐队练习场所的录音室租金同样由成员均摊。
＊：录音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カズマ：每小时房间费用2000日元左右。所以租3小时大约6000日元，4人平摊的话每人1500日元左右。 （2016/04/09）
在考量乐队成员的经济困境时，最低售票指标和录音室使用费以乐队为单位征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降低了每位乐队成员的经济负担。对于唱作人等单独或小规模活动的音乐人而言，这些费用必须独自承担。从三人乐队成员ミズ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成员数量越少，人均经济负担越重。
＊：录音室费用是按乐队整体定价的吗？ ミズキ：嗯，因为是按房间收费的，所以大家平摊。人数越多的话（人均费用）就越少。最低售票指标也是这样的。整个乐队固定金额，平摊到每人头上就少了。不过我们是三人乐队，所以人均负担就比较重。 （2016/12/2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自由职业者所产生的经济困难，通过乐队这种集体活动形式以及与乐队活动相关的Live House、录音室的收费制度得到了缓解。由于以乐队作为一个团体活动，以及以乐队为单位的收费制度-行业结构，每位乐队成员的经济负担相对减轻了。当然，正如リョウ的发言所示，虽说负担减轻了，但其总量仍不可忽视。不过与以较少人数活动的其他音乐人相比，以相对较多人数开展活动的乐队成员，能够减轻一部分自由职业的经济困难。因此，他们在背负经济压力的同时，仍能持续维持自由职业者身份(8)。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了乐队成员不得不选择并维持自由职业者身份的背景。结果表明，追逐梦想与成为自由职业者存在着密切关联。具体而言，为实现梦想而全力开展乐队活动，必须实现成员间场所与时间的共享，而要满足这一条件就必须选择并维持自由职业者身份。此外，自由职业者身份伴随的经济困难（仅限与乐队活动相关的部分），又通过集体活动形态与音乐行业的收费制度得到缓解。正是由于"必须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理由与"缓解自由职业者困境"的结构同时存在，他们才得以主动选择并持续维持着自由职业者身份。
自由职业选择-维持过程的内部机制及青年文化的内部结构——积极性与合理性的背景
前节的探讨揭示了，乐队这一活动形态的集体性以及音乐行业的收费体系，对乐队成员积极选择与维持自由职业者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者都与Live House中的乐队文化密切相关，构成了乐队这一青年文化的内部结构要素。本节将在前节所得出的认识基础上，从青年文化内部结构的角度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化关于自由职业者选择与维持过程的讨论。
首先，关于活动形态的集体性——这是乐队青年文化内部结构中最基本的前提。由吉他手、贝斯手、鼓手、键盘手等各司其职组成的乐队，通过乐队这一集体组织来完成日常活动（从"创作型歌手""弹唱艺人"等单人活动形式的命名差异即可看出，集体性是乐队特有的核心特征）。而这一特征要求乐队成员为了实现梦想，必须共享场地与时间。正因为以集体形式进行活动，他们必须共享场地与时间，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他们选择并维持了自由职业者这一路径。
这种集体性还与音乐行业的收费制度（包括宫入[2008]指出的Live House文化特征——最低售票指标制度）有关。行业结构以乐队单位设置费用，依靠乐队的集体性，从而减轻了每位乐队成员所需承担的金钱负担。也就是说，乐队的集体性与行业结构相互联动，有助于缓解作为自由职业者所带来的经济困境。因此，乐队成员即便背负着金钱上的困境，也能持续从事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乐队的集体性通过强制乐队成员共享场地与时间，促使他们选择自由职业者的道路。因此，他们不得不面临作为自由职业者所带来的经济困难。然而，乐队的集体性与以此为前提设立的音乐业界收费体系结合，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乐队活动而产生的金钱困难。换言之，由于活动形态的集体性以及基于此的收费体系被内含在乐队这一青年文化的内部结构之中，即使背负着经济上的困境，依然能够实现场地与时间的共享，因此，看似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道路才被广泛地选择并得以维持。而对于以成为职业乐队成员为目标的人来说，适应这些结构是无法回避的。也就是说，自由职业者这条道路实际上是在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被选择的。正是因为存在着能够实现乐队活动中场地与时间共享性高、经济负担低（若是像创作型歌手那样单独活动则相反）的结构，才促成了自由职业者道路的积极选择与维持过程的出现。
［注］
1) 梦を动机の语汇として解釈する研究には，例えば，「『梦』に向かう具体的な活动や努力が欠け，『梦を持つ』という生き方が好ましいから『梦』を语っ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ファッションとしての『梦追い』である者も见られる」と指摘する小杉（2003: 100）が代表的である．
2) この点，本田（2004: 98）の「特殊労働市场」に関する议论は参考になる．本田は，音楽関係や演剧関係といった「梦追求型フリーター」が目指す职业の中に，フリーターという就业形態でしか参入できないものが存在することを指摘し，そうした特別な労働市场の影响を「特殊労働市场要因」と呼んでいる．しかし，そうした特別な労働市场がなぜフリーターであることを要求するのかという労働市场の具体的な内実については検討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この点を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という観点から迫り，なぜ梦を追うためにフリーター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3) 本稿でいう「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は，当该の若者文化に係る活动を成り立たせ，かつそれに影响を与える社会経済・文化的要素から构成される．具体的には，当该文化の生产・流通を担う业界システムや活动形態を特徴づける文化的侧面などである．本稿では，バンドを事例に音楽业界の料金システムと活动形態の特殊性に焦点を当ててフリーター选択・维持プロセスを検討するが，言うまでもなく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を构成する要素には，これ以外の要素も考えられる（例えば，フリーターであることを当然视する规范意识など）．またそれは，対象となる若者文化によっても大きく异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フリーター选択・维持プロセスと若者文化の内部构造との関连の仕方は，どの若者文化を象とするかによって様相を异にするだろう．事例を変えた研究の蓄积と知见の比较検討が今后求められる．
4) バンドマンという事例は，その多くが自らの梦を追求するためにフリーター等の不安定な移行を选択している点で本稿の目的に合致しており，また，先行研究において，若者が掲げる梦の1 つとして繰り返し指摘されてきたことからも（日本労働研究机构 2000; 荒川 2009 など），梦を追う若者の事例として妥当である．
5) バンド间の序列を推し量る基准に関しては，本稿の目的を大きく超えるため详述しないが，バンドA の出演するライブイベントにおいて，年齢・経験年数ともに彼らより下のバンドが多く存在すること，レンに至っては，そうした后辈131バンドから助言を求められる立场にあること，その一方で，彼らよりも年上かつ経験年数も多いバンドが少なからず存在し，そうした先辈バンドには积极的に助言を求め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中坚であると判断した．
6) フリーター选択に関する语りが一定である一方で，梦の追求に関わる语り（例えば，今后のバンド活动の方针や梦の実现に関する见通しなど）には揺れが见られた．これは，彼らがフリーターであることを前提にして，梦追いに関する语りを状况に応じて変化させながら纺ぎだしているためだと考えられる．この2 种类の语りの関係性については本稿の目的とは异なるため，別稿で検討したい．
7) ジュンの所属するバンド A は，月に平均して 3～4 回のライブを行っているため，1 人当たり 1 回のライブで 2500円の赤字だとすると，ライブ出演にかかる出费は単纯计算で月に 10000 円程度となる．もちろん，これ以外に楽器のメンテナンス费や移动费などが加わるため，それ以上の出费が见込まれるが，ライブ出演にかかる1人当たりの出费が抑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
8) 本稿では若者文化の侧面に着目しているため，ここでの金銭的困难に関する议论は，バンド活动に付随するものに限定したが，彼らの生活全体における金銭状况を捉える际には，家族からの支援状况などを踏まえる必要がある．例えば，本稿の研究参加者がみな実家暮らしであることは，金銭的困难の総体を検討する际には重要な要素とな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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