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红木床

从22年6月开始，我一直在用写作的方式去处理死亡带给我的阴影，但这个话题十分庞大，落到每个人身上又有极强的特异性，使得我一直迷茫——因为这意味着我没有办法与他人沟通关于身边人死亡的经验，这样私密暧昧的话语我们往往难以用突兀的开头来单刀直入。

所以我开始在文学和电影里寻找答案。

然后我遇见了乘船而去。

这是一部太温柔的电影了——尽管它故事线的细枝末节有些凌乱粗糙，像拆开便当时的木筷末端的毛刺，不剌手，但不容忽略，尽管它的一些演员状态不够稳定，譬如医生这个角色的配音好像浮在画面外——温柔到这一切都被我忽略，完全沉溺在江南的水乡里，沉浸在外婆临终前的世界。

我第一次从这部电影感到的强烈共鸣感，源于周瑾（片中的外婆名字，后面也以此为称呼来与我自己的外婆相区分）已经完全失去了和周围人清明对话的能力，在那艘摇船上，阿清阿真的娘舅和他们说起周瑾年轻出嫁的故事，说起她曾经和自己的丈夫度过了怎样的光景，然后荡到一片荷叶间的时候，周瑾忽然猛烈地颤抖起来。

我想起了22年6月的时候，满奶奶出殡的那个下午，我听姨奶奶和我讲她以前的故事——不是那个经历了咽喉手术不能再炫耀嘹亮歌喉、喜欢穿得很漂亮和别人出去玩、房子里有古老可爱花纹繁复的俄罗斯套娃的女人，而是一个年轻时独自带着侄子侄女去找母亲、对未曾谋面的父亲言辞激烈、15岁下放承担一切劳动的女人。

我在她死后，开始了解她完整的一生。

这个认知让我特别恐慌，我在亲人离去后能拿来反复回想的东西，居然是被时光从回忆偷走的所剩无几的情景。所以外婆昏迷不醒以后，我看着她枯瘦的脸庞和浮肿的手，我想的是，我要留住她的故事。

乘船而去就用了周瑾身边人陪她度过生命最后岁月的故事，来讲述周瑾的故事——连同那些周瑾丈夫留下的书信一起，去拼凑周瑾，拼凑这个家的脉络。

那周瑾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小时候被作为童养媳卖到了城里的一户人家，过得并不好（否则也不会拼命努力逃离城市嫁到农村，也不会在那个被称为娘舅的人——也就是原来买她的那户人家的儿子——说起以前的事情时被刺激得发病浑身颤抖），后来遇到了身为木匠的丈夫，风风光光地嫁给他，过了短暂的幸福生活，生下了大儿子，可惜体弱多病，丈夫带着孩子去外地治病，她又一个人拉扯阿真和阿清，丈夫最后又早早离世。

她一辈子操心许多人，操心离婚又再婚的阿真，怕她要强的性格让她日后遭遇麻烦，操心不肯结婚的阿清，觉得不结婚老了没人陪伴，操心在外一人的阿涛，担心他和母亲的关系会继续恶化。

我总在不自觉地想起我的外婆。她也总是操心许多事许多人，政府反反复复修了又挖挖了又修的路，邻居吵闹不休的争端，我离开家乡去省会重点高中读书会不会被同学孤立讨厌……

她年轻时就像极了太婆，是个强势的性格，外公性子绵软，为人极好说话，从不与人红脸闹难看，也懒得争名誉，外婆总是指责他这样的性格，说自己如果不和他在一起，会比现在幸福许多。

外公是孤儿，当年贫困潦倒，孤儿院里饭也吃不上，更是被院长凌虐，是靠了毛主席吃上饭读了书，他写得一手我们家里最漂亮的字，人很朴实，在我很小时候就对我说，娇娇要多读书，好好读书，女孩子也要读很多书，不要被男孩子看低，要读到博士去。

他们总是吵架，鸡飞狗跳，一分一毛钱多花了也要争端得面红耳赤，却怎样都不离婚，过了几十年。他们一生节俭，总是说这钱要留着给我小城结婚，要留给我娇娇读书……那样看重钱财的老人家，我读高中后每年过年的红包能抵我一年的大学学费。外婆陷入完全昏迷后的那个早晨，妈妈和舅舅被医生告知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安排，外公佝偻着腰坐在病床边握着外婆的手，念着我家婆婆一辈子过得苦如何如何不享福，却敏锐地捕捉到我们谈论银行卡和存折的字眼，警惕抬起头看着我们，嘴唇嗫嚅，稀疏的头顶散发的油脂气息令人无法忽视。

故而，看到电影中周瑾半夜忽然发抖地神志不清地喊我的钱我的钱，我止不住地落泪。

还有那桶总是腌不透的灰色咸鸭蛋——小时候我很爱很爱吃臭豆腐，一种油炸食品，黑色的，看着就很脏的样子。妈妈从不准我吃，与我说那是用臭袜子腌的，外婆每次知道我去她那里会提前买五十块臭豆腐备下，十块给我晚上吃，四十块带回家。

后来高三我大病一场，肠胃坏了，吃不得油腻的食品，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又陷入昏迷的外婆再也不会问我，娇娇要来啊，外外给你多买点臭豆腐好不好？

周瑾的一生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时光，除却刚和丈夫结婚的幸福，但她显得很满足，看见孩子就满足，我的外婆亦是如此。年纪轻一点时她强势地要我母亲从深圳回去结婚生子，我刚读大学那会儿很不满，不满我外婆安排了我母亲的人生——她本来前途无量，我并不是很想出生。可我的母亲现在很快乐，除了时不时和她的母亲斗智斗勇。然后我接受了已成定局的，“那山不一定比这山高”的我母亲的人生，至少我的母亲时常陪伴了她的母亲，这是我舅舅没能做到的，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有后悔和心疼——但我会推定没有，我向来认为男人是不够理解他的母亲的。

在外婆被宣告病危的那天早晨，母亲急匆匆带着我赶往医院，等红绿灯的档口，母亲坐在车上，忽然对我说，你外外这辈子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从小就是大姐，照顾着家里的弟弟妹妹，后来和你姥爷结婚，真的是一贫如洗，辛辛苦苦地养家，条件稍好一些，年纪轻轻得了糖尿病，到了晚年被并发症折磨，又总是对自己舍不得。

我忽然落泪。

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外婆都要如此呢？

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外婆是很神奇的人，因为她的卧室里是漂亮的雕花的红木床，老旧的梳妆台上压着厚重的玻璃板，里面是古老的黑白照片和粮票油票，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她就得了糖尿病，一日三餐前都要打胰岛素——后来上初中学糖尿病，我特别兴奋，因为我对胰岛素这个词汇很熟悉，而我的朋友们没有，这让我有种隐秘的兴奋——她总是坐在床边掀起衣服布料，露出洁白的绵软的肚皮，一支胰岛素要打许久，她和我说她年轻时候的故事，说她是单位里吹笛子唱歌的一把好手，还会拉手风琴，又是单位里很厉害的医生。她说这些时眼睛明亮闪烁，和童年的星星一起，和08年那场大雪一起，留在我的脑海里。

长大了觉得外婆变得有些不讨喜——她偏向舅舅，重男轻女。这几年里，母亲是那个终日照顾她的人，舅舅不过过年时回来一周，略做些打扫工作什么的，带她下馆子，她在病房里逢人就夸她的儿子多么多么孝顺，却在母亲斥责她偷吃含糖量很高的饮料时生气地说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和我顶嘴了。

周瑾她们家里也会这样，周瑾没有明显偏向阿清，但娘舅却看不起阿真，说她是外人，然而医院是阿真跑的，人也是阿真看得多。

看着阿真，我总是想起我的母亲——她们完全不一样，阿真要强，要面子，不肯放弃，阿清说她冷血，说她把大哥病死的执念加到周瑾身上，我的母亲随遇而安，乐观，脑袋里记不住事。

但她们都坚韧，勇敢，爱自己的母亲。她们像母亲呵护她们一样倔强地托举自己的母亲。

那时我有些烦外婆，有次去医院看望她，她已极少下地，洗澡需要我母亲每两三天帮她擦洗一次，但她总是不安份，我母亲身体也不好，还总是腰疼，她却吼我母亲，我在一旁托举着外婆的头，母亲帮她冲洗，我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别说了行不行，我妈也累得很。母亲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我也不敢继续说。

后来母亲对我说，谢谢你宝贝，但是她也是我的妈妈。

我忽然觉得害怕，抱着妈妈哭，我说你要健健康康的，以后不可以再生病，最好活到150，和我一起死掉，我们俩埋一起。

妈妈说好。

二十二年了，我还是不擅长处理分别和死亡。

妈妈是不在乎，她说她查出宫颈癌的时候就觉得，她会努力活着，每多一天看到我都是好福气。

所幸她如今身体很好，我总是催她体检。

我真的很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