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暑假制作了一个虽然简单却饱含心血的视频——关于我最喜爱的一百部电影,其中我毫不犹豫地将《出租车司机》列为榜首,这部我从高中时代就反复观摩过四次的电影虽然未曾给我带来最强烈的感官刺激,但按照志贺直哉的“余味论”而言,它是对我而言最有余味的电影。我几年前写过一份关于它的影评,但时过境迁,如今再看简直废话连篇且刻板幼稚。这份影评我将尽量减少那些关于视听语言和时代意义的陈词滥调,除非对它们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为何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拥有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
首先,从我个人的本性论,我是一个现代人(主要是和后现代主义与前现代的古代社会相对),我的价值观是严肃的,所以我无法接受昆汀式的后现代主义对一切价值的单纯解构与嘲讽;虽然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和后现代主义基本相通,但二者对于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的,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意义的态度,由于现代主义不得不意识到意义的缺失而又无法接受意义的缺失,因此其情感基调必然走向悲凉或至少是负面的;这在我的榜单中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租车司机》虽然不是一部典型的现代主义电影,但是却是充分体现现代性的电影——也就是其故事只能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电影。
影片采用经典的线性叙事结构(全片只有一场戏脱离了Travis的视点),即围绕一个或一组主人公按时间顺序发生一系列事件,这种形式能最大程度地吸引观众对主人公的关注。在本片中使用了大量独白,多数发生在Travis写日记的场景中,这些独白经常是断断续续的,例如在Travis去刺杀Palantine的那场戏中,其独白念到一半时中断又从头开始,这一方面契合了Travis文化水平不高的背景,一方面也表达出他内心的焦灼与迷茫。而Travis即使没有写日记的时候也通过视听语言表现出他永远处于和他人的“隔绝”状态中:例如在和Besty第一次约会的场景中,二人的座位恰好处于左右两端,中间是倾斜45度摆放的桌子与一条明显的窗框;而二人在对话时只要是从Travis视点出发的镜头一律是过肩的正反打,代表此时他热切期望与Besty拉近距离的心态,但从Besty视点出发的镜头则都是严格的内反打,表示她对Travis虽感兴趣但二人心灵的距离实际很遥远。这种精妙的场面调度在全片几乎俯拾皆是,也是我今年四刷才逐渐意识到的。通过这种高度集中的视听语言与叙事形式,我们能最深切地感受到Travis孤独、迷惘而躁动的心灵。
那么Travis为何如此呢?这是对本片理解的关键。虽然很多人都强调Travis越战老兵的背景,但我并不认为越战元素在本片中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本片是一部纯粹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新黑色电影,PTSD只是一个诱因或者说契机而已。私以为,黑色电影(Film Noir)的灵魂从不在于老套的充满男权色彩的蛇蝎美女这一类型化人物或者极端不平衡构图与低调照明(虽然低调照明确实是黑色电影早期最突出的特征)等这些早已普遍化的视听语言,而是主人公在面对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这一庞大系统时有意识的反抗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因此,比《低俗小说》更得黑色电影真义的是《出租车司机》与《穆赫兰道》。
Travis总是失眠,这既是由于PTSD,也是由于他对以纽约为代表的肮脏的都市的强烈不满。但同时,他又无法将这种朦胧的感受转化为理性的认识,更不用提表达了,因此,当他第一次遇到Palantine寄希望于他能把纽约改头换面时、找老司机坦诚内心时以及写日记时都显得语无伦次。他对城市的评价中突出的一个词是“肮脏”,而片中呈现给我们的也并不是《重庆森林》中被降格抽帧和《California Dreaming》处理后的疏离但又散发着荷尔蒙的迷人魅力的香港,而是无处不充满着暴力、色情与孤独的纽约。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将打败一切障碍”,我的手杖上刻着“一切障碍都将打败我”。”卡夫卡的这句名言最生动地表达出个体在面对庞大机器时的无力感。现代社会是工具理性(计算成本与收益,选择最佳的方案)统治的庞大机器,即使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就揭示出这一点,人类依旧没有找到比工具理性更普适而高效的社会组织架构方式。Travis在最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他真的刺杀了Palantine夜不会改变什么,正如《阿飞正传》的结尾一样,一个旭仔倒下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旭仔站起来),因此他选择了自我麻痹,而最后与Besty的告别更像是他和曾经还存有幻想的天真的自己告别,无可奈何地浸染在都市这污浊的染缸里。
Besty这个人物实际上比Iris这个人物更有意思,因为后者在影片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都市的肮脏与罪恶的具象化与Travis努力拯救的对象罢了。Besty却是某种程度上与Travis共同体现现代性的人物——她的工作是工具理性的,她整个人(不得不说老马这个选角非常好)的气质与长相都是那么“理性”或者说缺乏个性,最后和Travis的对话是最真实的一场戏——口中似有千言万语最后却只能汇成“多少钱?”(钱就是工具理性的典型代表),在Travis看似轻描淡写的“再见”后,她也并未驻足,而是远远地注视一会儿后就“理性”地走了。
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价值判断的个人化(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主观性原则),这一点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里也反复提过,因此一切以往的貌似客观的价值与意义便都是可怀疑的,而由此产生了三种人——一是坚持其认同的价值与意义是客观的人,二是完全抛弃任何“客观”的价值与意义并依然能享受人生的人,三是认为应该有客观的价值与意义却实际上找不到或认为实际上没有的人。第一种是前现代的,第二种是后现代的,第三种是现代的,我是现代的。而人的这种基本态度与气质我认为是其遗传与成长经历决定的,因此世上纷争永不会断绝乃至减少。在这个意义上,Travis这个人物是我在电影中看过的屈指可数的与我有深刻的相似性的人物,而我承认我不是什么海纳百川的人,我只认同最起码不与我的理念南辕北辙的人与作品,因此我一种极其厌恶昆汀。
《宗教大法官》给予我们的教诲之一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总是包括少数的“强者”与多数的“弱者”。这里强弱的划分依据并不是体格或者财富,而是其意志与能力,正如我们不会有人认为查尔斯王子是强者一样。对于沙粒一般的弱者,其人生的主要欲求无外乎食色与粗鄙的娱乐,一个《地下室手记》中“金碧辉煌的宫殿”而非真实的生活。因此,都市的肮脏是永恒的,正如生活自身的匮乏一样,当我们中的大多数连Travis这般对这个庞大机器身体力行地发出挑战的勇气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要么融入霓虹的迷离夜色中,要么只能在历史的传承中编织自身的意义之网,这是黑格尔给予我最大的启示。但无论如何,正是现代性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political freedom的同时将每个人关进了冰冷的工具理性的牢笼,个体必须独自面对整个世界,而个体的无力感正是人面对现代性的核心感受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出租车司机》是最充分地表达出生活在现代性中的人的状态的电影之一,正如我最爱的那首英文歌里所唱的——“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but you can never le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