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性角度说，许一城的人物戏剧动作——【迫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无奈将假包真的佛头交给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寄希望于他们会好好保存，并笃定总有一天会完璧归赵】在以42年的中国为背景的戏剧情境里，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进入来看，都完全不具有合理性，和“八年抗战就要结束了！”的逻辑犯了一样的从当下感受构想历史的错误。所以当故事以此作为起点，一切都荒谬了起来，全片都立不住。
文化表达上来说，虽然对主角所在的集团内部的矛盾有明确的表述，但没有将不同日本人的性质作更加明确的区分，也没有交代其变化的理由，曾经的敌人随着时间流逝好像自然地变成了突然醒悟的朋友，甚至直接成为集团外一起捍卫真理的伙伴，这样混淆敌人和朋友的塑造，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偷懒的结果就是：120分钟过去，许一城依然是个汉奸，只是从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汉奸变成了一个被人理解的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