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男人》围绕着对一个男人真实身份的探寻展开叙述。除了位于事件中心的原诚，有关身份的问题也困扰着电影中的其他人物，如调查律师章良的在日朝鲜人身份，原诚妻子里枝和继子悠人在原诚去世后面临的姓氏变动问题，做黑市户籍交换生意的诈骗犯小见浦先生的真实身份问题等。显而易见，对“身份”的探讨是《某个男人》的核心议题。
电影中多个角色“冒名顶替”的设定让我想起佩措尔德2018年的电影《过境》。《过境》中男主人公格奥尔在逃难过程中，为躲避“法西斯”追捕，借用了死去作家Weidel的身份，并爱上了Weidel的妻子玛丽。《过境》中，格奥尔假借身份具有一种被动性，动机则在于求生。《某个男人》中，主动逃离原有身份的数个角色，交换姓名假借身份的动机不在于紧迫的求生或谋取财富，而在于一种重新去活的渴望。电影的宏观暗线通过以章良为核心的角色交谈（和小见浦的狱中谈话、和妻子家人的饭桌谈话、酒吧店主对朝鲜人毫不掩饰的偏见）和电视新闻勾勒出当下日本社会强烈的排外情绪；微观明线则是日本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的迷失与不确定性。
原诚、谷口大祐通过自发性的逃离，试图洗涤身份，埋葬过去，并尝试在自我放逐中寻求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原诚对原身份的背离在于想要摆脱作为杀人犯儿子的身份，这种对父辈所为的深恶痛绝使他一度通过拳击的暴力方式伤害自己的身体，好将外形酷似自己的父亲从自己的身体中分离出去；谷口大祐对原身份的背离似乎在于决心逃离唯利是图、专制冷酷的兄长，哪怕它的代价是放弃自己旅馆继承人的身份；章良较好的社会地位和中产的家庭构成，使他一度自觉永远地逃离了曾经的朝鲜人身份，但在追寻原诚身份的过程中，狱中的诈骗犯轻易识破了他无懈可击的身份伪装。
身份认同的无法建立是一切绝望和焦虑的根源。原诚和大祐都无法通过原初的身份克服社会或家庭的偏见，融入当下的生活。身份的被识破和妻子的出轨则一起刺破了章良看似完美的生活，这也暴露出章良通过组建家庭试图融入社会的失败。如何终止一种关于身份的暴力，导演审慎又克制地提出了一种“俗套的”可能性——真诚的爱与无条件的接纳。这主要体现在原诚的妻子里枝和大祐的女友美凉这两个女性角色身上。里枝在得知原诚的真实身份后直言真相并不重要，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原诚的继子悠人也在对原诚的怀念中表现出充分的爱、理解与接纳。不同于大祐失踪后其兄的冷漠，美凉是唯一坚持找寻他的人。电影结尾处，章良再次“借用”了原诚的身份更是以一种近乎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这份爱与接纳的渴望。
《某个男人》虽是一部悬疑电影，但却尽可能地做了去类型化的处理，这使得交换身份这个特殊性议题具有了普遍性意义。当我们不相信现有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法则可以（尽可能）无差别地对待不同身份的人时，逃离的种子便种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平静的绝望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逃离时刻。社会对真身份的拒绝，使人必须逃离到假身份下才有可能释放内心的真实。原诚在大祐的身份下，活出了和父亲截然不同的的自己：一位贴心的丈夫，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父亲。或许如里枝所言，抽象的身份并没有那么重要，具象地怎么活以及真实的生命体验才是真正重要的。就像《过境》中，极限的环境下，流动的身份中，奥格尔在Weidel的身份下，通过对爱情的信仰确认了自己是谁。所以他守候在那个酒吧中，祈祷着下个走进来的人是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