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对情欲自主的追求（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是对父权规则的挑战。但这种反抗仍依附于男性——她将自我价值绑定在沃伦斯基的爱情上，未能建立独立主体性。上野千鹤子指出，父权社会允许男性拥有情妇，却以“通奸罪”处死女性。安娜最终被剥夺名誉、孩子、社交圈直至生命，正是制度性惩罚的极致体现。安娜缺乏女性同盟。其他女性因恐惧或利益对她疏远，反映父权制分化女性的策略（上野所谓“女性厌女症”）。小说暗示安娜只有三条路：
回归卡列宁（精神死亡）
做沃伦斯基情妇（丧失尊严）
自杀（肉体毁灭）
无论选择哪条，父权制都赢。

《安娜·卡列尼娜》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无意中成为父权制谋杀女性的证词。安娜的悲剧不是个人过失，而是结构性的必然：
制度剥夺女性的经济/身体自主权；
社会道德沦为规训女性的工具；
连“爱情”也无法提供救赎，因其本身被父权逻辑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