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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谭恩美：意外的回忆录》（Amy Tan: Unintended Memoir）上映，影片由纪录片导演詹姆斯·雷德福（James Redford）执导，该片是其生前执导的最后一部纪录片，影片由PBS（美国公共电视网）制作，隶属于“美国大师”（American Masters）。谭恩美在一条推特中说，杰米，即詹姆斯·雷德福，把胶卷寄给她征求同意的几天后就去世了。看到纪录片之后，谭恩美说她很惊讶，这些碎片展现了她成长至此的路径。

纪录片由采访片段、生活纪事、资料图片、动漫、录像带、演讲会现场等等组成，谭恩美的丈夫卢·德马特（Lou Dematte）、弟弟约翰、朋友桑迪·布雷姆纳（Sandy Bremner），以及她的作家同行都留下了他们精彩的证词。“谭恩美是我读的第一位亚裔美国作家”，《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作者关凯文（Kevin Kwan）在纪录片中称，谭恩美带他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置身于彼时的情调和情感之中，她的《喜福会》诠释了移民二代的心声。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则表示，谭恩美的家族书写正是她在拉美世界所体验到的，作为同行，她非常理解并确信的是，谭恩美找到了一种解读旧世界、属于旧世界的密码。“那些祖母就像我的祖母一样，”阿连德说，“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语言的读者读到恩美时的感受。”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纪录片大部分聚焦于谭恩美与其母亲的故事，以及由此延伸的种种，其内里正是谭恩美受母亲的压抑、她对母亲的背离、她与母亲的和解，这条两代女性的爱与自由之路正是谭恩美及其艺术的原点。在纪录片的一个动漫片段中，有个女人试图从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车上跳下来，这个女人就是谭恩美的母亲，黛西(Daisy Li)，她一生中曾多次企图自杀。她不仅仅把自杀挂在嘴边，也如实做过。谭恩美很少赋予她的母亲以某种形容词，比如忧郁，她只是讲述她所经历和感受到的。比如16岁那年，她的母亲用一把切肉刀抵在她的脖子，威胁着要杀了她。她的母亲担心被诅咒，这似乎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它根植于这位母亲的意识之中，在丈夫和儿子逝世后，她总是陷入类似的想象之中，她一次次担心被诅咒，担心自己和儿女们会接着去世，她一次次拉着他们去医院做检查。到了晚年，她的母亲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头脑却突然变得清醒，她非常清楚自己是谁，但怎么也记不得自己为何住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时期，她和谭恩美说了很多话。值得注意的是，导演詹姆斯在拍摄期间已经确诊癌症晚期，他无意间更多地表现了谭恩美及其家庭的创伤故事。

与编辑丹尼尔·哈尔彭(Daniel Halpern)合作诞生的《往昔之始》（Where the Past Begins: A Writer's Memoir）更为详细地记录了谭恩美与母亲的故事。小时候，谭恩美被母亲强迫练琴。为了强迫女儿练琴，母亲会用言语威胁，“我打死你”、“我杀了你”。“钢琴课改变了父母对我的印象。我成了懒丫头，因为我磨磨蹭蹭不愿意坐到琴凳之上；我是个坏女孩，因为我在练琴时间上撒谎；我是个粗心大意的女孩，因为我弹奏失误多次，还不用心去改；我是个不知道感恩的孩子，因为我没有微笑着感激父母为了我享受音乐所做的牺牲……”谭恩美说。长大后，其中一个谭恩美化身为《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的作家女儿，在其中一个场景中，女儿对母亲说，您总是期待又期待，而女儿我一次又一次辜负您的期待。母亲对女儿说，不，是希望。在纪录片中，母女两人曾经造访中国，不知道有谁拍下了影像，在一个片段里，谭恩美坐在酒店的钢琴前弹了起来，母亲冲摄影机挥挥手，开心地听她弹奏。

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发生在谭恩美十几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突然告诉她的儿子，她曾经结过婚，有一个虐待她的丈夫，还有三个留在中国的女儿。新的故事也由此开始了。母亲的故事之多变，谭恩美在不同的场合及不同的版本里都复述过。在《往昔之始》中，谭恩美写道。“我猜她结婚时大概十八九岁。她形容自己当时幼稚而愚蠢。他出身书香门第，是岛上第二大富家的长子。他还接受了飞行员训练，社会地位堪比电影明星。母亲说，他本该迎娶继父家的长女。这场联姻本是父母之命，是上流社会两个豪门富户的强强联合。大家都对她说，这可是天赐良机，那个男人愿意娶她是她的福分。”如你所感知到的，母亲并不幸福，这位丈夫很风流，几乎每晚都带女人回家。“那个混蛋说，我应该跟她们睡一张床，”谭恩美的母亲对她说，“你能想象吗？我不答应，这让他很生气。他居然生气？那我还不该气死？”大多数时候，谭恩美的母亲被当作工具使用，她被看作是他的财产，他可以随意折磨她，扇她耳光，每当她拒绝跟他做爱他就用枪抵着她的头。

在接收母亲故事的十多年后，谭恩美创作了《喜福会》。谭恩美的母亲对她的写作持欢迎态度，她是女儿的第一读者。“你怎么写得出这些”，“你怎么知道事情是怎么继续下去的”，母亲会和女儿探讨，“好吧，讲出这个故事吧”。读到《喜福会》初稿后，谭恩美的母亲说，“很好阅读。”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在一篇文章里，谭恩美称她的家庭成员知道他们被写入了她的小说后，几乎都很骄傲，特别是她的母亲。母亲对提出质疑的舅舅说，“她可以向世人述说我母亲的遭遇—那是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她可以昭告天下，这就是她改变过去的方式。”谭恩美的小说，似乎有意无意促成了与母亲的和解，后来在罹患阿兹海默症后，她提及女儿，总是和作家与书籍联系在一起。也由于那些故事，谭恩美似乎更依赖起了母亲。谭恩美声称母亲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些情节是虚构，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以及故事灵感来源的事件和人物，她甚至宣布说，“她同时也是最先了解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情感的人”。

与母亲的联谊推动着谭恩美的写作。“我会想，还有什么与母亲一同逝去了呢？因此，书中的许多场景都在描述母亲的记忆如何一点点失去。”谭恩美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读者可能认为，书中某些细节是我编造的，但它们确是事实。母亲要死了，做女儿的会从手上割一小块肉下来烧成汤喂给母亲喝，我外婆就曾这样做。有人说‘妾’很过时，我的外祖母被逼成为人家的四姨太，她住在巨鹿路，后来在崇明岛自杀，这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虚构里愈发暗淡和幽深，现实里愈发明亮和开阔。母亲逝世前，她打电话说，“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做了可怕的事情。但现在我记不得做过什么了……我只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忘记，就像我已经忘记了一样。”听到这些话，谭恩美一刹那被治愈了，她相信她和母亲都深深理解了对方。

里里外外的和解和通达，其实也是叙述的道路，或者说小说的自由之路。“我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我的母亲、外婆都出生在上海。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来到这里，来了解我是谁，至少寻找一种感觉。来到中国以后，我又想了解更多。”多年以后，谭恩美追忆道。2008年，在《创意来自哪里？》（Where does creativity hide?）的TED演讲中，谭恩美对此有充足的解释。“我在不同的季节里去了三次，在这个贫穷的村庄里，我开始对历史，之前发生的事件，和人生的本质，什么是让你感到快乐的，你的仪式，你的传统，我们和其他家庭产生关系的方式。我开始明白这样的责任归属中，有它自己的正义。我也开始了解他们使用的仪式。一个二十九年没用过的仪式：让一个风水师送一些人乘着鬼马进阴间。我们西方人会说：那不过是迷信。但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亲眼见识这些神奇的事后，你会开始想，究竟是谁的信仰在运作，在决定事情的发生。我写得越多，也就越相信这些信仰，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去真正接受这些信仰，因为这样，故事才能真实。”

虚构是寻找真实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在大师课（Master Class）《教授虚构、记忆和想象力》（Teaches Fiction, Memory, and Imagination）中，谭恩美如是说道。小说的力量的确正在于它所提供的关于事物与感受的真相，这份真相的背后就是人。也由于真相本身，人和人才联系了起来，作者和读者才在故事中找到契合，读者才能够进入作者的内心，作者才能够感受到读者的思想。

她想找到潜意识藏匿的那些时刻。在一个访谈中，谭恩美如是说道，“潜意识里的东西让我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个对事情的原因有着无法满足的渴望的人。”而这正是纪录片所揭示的。在《母语》一文中，谭恩美展现了真实的由来。“小说给我创作场景的自由，在我或母亲的人生中添加细节，改变一些东西，营造最适合说故事的方式—这是终级的旧物拍卖。在真正的喜福会聚会期间，我坐在屋里一张破沙发上，在麻将桌旁聊八卦。我重现一个邻居女孩在浴室被妈妈毒打发出惨叫的情景，并在多篇故事中加入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勤练琴技成为职业钢琴家；要很美国地懂得抓住机会，又不失中国人的性格；嫁给一个慷慨、善良、脸上没有雀斑的男人。”

在《喜福会》之后的写作生涯里，谭恩美发现了外婆，她是一位富商的四姨太，抽鸦片烟，英年早逝，甚至有可能做过妓女，但这只是谭恩美的猜测。《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很大程度上就依赖这个故事。可以说，从头到尾，谭恩美都是她真实的家庭故事的窃取者，而窃取本身便是虚构之真实的原因所在。“我从母亲丰富的人生经验中汲取很多栩栩如生的细节，像是她脖子上足以致命的烫伤；她的外婆赋予她求生意志的智慧；我外婆从自己手臂割下一块肉炖牺牲汤；母亲小时候住在有石柱和圆形车道的西式豪宅，与继父的众多妻妾和继姐妹同住；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亲戚在咳血后，手指扶在碗缘，将汤递给母亲喝；母亲与外婆同床而眠感觉到的温暖慰借，盖着最好的蚕丝被—这是今时今日所买不到的。”

往前追溯，谭恩美年轻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栀子花》。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子竭力想弄明白她的丈夫缘何骤然离世。故事的真实版本是，哥哥和父亲的死亡，他们死后，谭恩美一家接受了很多鲜花，康乃馨、菊花、紫菀、栀子花，父亲的牧师朋友也来祈祷奇迹发生。“吊唁之花不出一周便凋谢了，但我们仍留着，直到花瓣纷纷掉落，花茎逐渐腐烂，闻着就像死尸生命转瞬即逝，你无法紧抓住它不放。这就是那些花的意义。”谭恩美在《往昔之始》中如是写道。曾经，栀子花是人间最美的鲜花，馥郁芬芳，而今它们俨然尸体，如死人的手指般卷曲着，气息令人作呕，一如谭恩美的内心。

关于真实，谭恩美总是将其悬置到最高处，真实几乎成了小说或者虚构的第一律。当你阅读她的小说时，你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真实，而后接受它，吸收它，成为它。真实是否是小说的第一律，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这确实是谭恩美的文学的核心要义。《往昔之始》里的这段讲述便告诉我们，谭恩美是如何痴迷于真实的，“我也曾有过文思泉涌、充满想象力的即兴创作。我很清楚地体验过这种感受。在创作每部小说时，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这种感受至少都出现过一次。这种感受来临时仿佛为我打开了意料之外的大门，使我能步入自己正在描述的场景。我完完全全地身临其境，是旁观者，是叙事者，是其他人物，也是读者。我显然正在创作，但不确知故事将如何发展。我并没有在策划下一步。我下笔时毫不犹豫，感觉像是在变魔术，而非运用逻辑。但逻辑事后告诉我，我的创作是自由不羁的，因为我已设定了条件，准许额外赋闲，不加干涉。大部分时间、地点和叙事结构都已确立；没有多少待定的，因为亦无多少内容可以略去。我余下的工作就是讲述将要发生的事，让各种情感与张力成为驱动故事情节前进的动力。”

谭恩美不会不知道，这份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语言的魔力。在《喜福会》出版热卖的那段时间，她花了大半年才让自己相信，她以后就是作家了，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以写作来谋生，或者说过一辈子。现在，谭恩美相信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永远热爱语言的人。她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所迷，在《母语》中谭恩美表示，“我把大量时间用于思考语言的力量——它激起一种情感、一个视觉形象、一个复杂想法或一个简单真理的方式。语言是我的职业的工具。而我全部使用它们——陪我成长的所有英语。”

谭恩美的语言多是日常语言，家庭聚会的闲谈给了她很多启发。谭恩美取消了名词化形式、过去完成时、条件短语，回归到语言的质朴形态。在一次婚礼中，谭恩美的母亲说了以下这些话。“杜月笙像水果摊的生意。像在街上那种。他是杜，像杜中——但不是崇明岛人。当地人叫浦东，河东边，他属于那边当地人。那人想要杜中父亲收养他，像成为自家人。杜中父亲不是看不起他，但不怎样当回事，直到那个人大得像成为一个黑手党。现在是重要人物，不容易邀请到他。中国人的方式，只是来表示敬意，不留下来吃饭。对大场面表示敬意，他露面。意思是很给面子。中国习惯。中国社交那样子。如果太重要的人都不逗留太久。他来我的婚礼。我没有看见他，我听说，我去了男孩一边，他们有青年会宴会。中国年龄我19岁。”

谭恩美对语言的热爱显然根植于家庭，根植于她的大杂烩语言世界，普通话、上海话、英语，每一种语言都有标准和不够标准两个版本。她常常模仿长辈说话，理解他们的风格，猜想他们语言的意图。在大学期间，谭恩美学习语言学，关于语言演变，语言起源，等等。她的论文是《蒙古语和满语-通古斯语的谱系分类创新方法之得失》，有26位语言学家批阅了论文，其中包括乔姆斯基。语言学的问题差一点扼杀了谭恩美对日常语言的热爱。卡尔梅克语和瓦剌语是否有关联，语言会根据元音是否和谐而自动分化，如是问题对语言表达本身有着惊人的摧毁力。当她用这样的语言想象开始写作小说的时候，她遭受了第一次阻碍，是母亲拯救了她。

“可幸，由于一些我今天不会发生的理由，后来我决定我应为我要写的故事假想一个读者。而我决定的读者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些关于母亲们的故事。因此．心中有了这个读者，（事实上她的确读过我的草稿）我开始用陪我长大的所有英语写故事——我跟母亲讲的英语，由于没有更好的称呼，或许可形容为“简单的”；她跟我讲的英语，由于没有更好的称呼，或许可形容为“破碎的”；我翻译的她的中国话，这无疑可形容为“大打折扣”的；还有我所想象的如果她能说流利英语时的话的翻译，这是她内在的语言，我寻求保留它的精髓，但既不是英语的也不是中文的结构。我想捕捉语言能力测验所无法揭示的：她的意图，她的激情，她的形象，她讲话的节奏和她思想的本质。”

（作者注：《母亲》采用黄灿然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