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鱼刺》创作手记
我出生在浙南沿海的一座小城市。这里的人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自90年代起走南闯北，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留下一本本生意经。我曾在巴黎的地铁里听到过熟悉的乡音。这里的方言，哪怕是吴语片区的人也难以意会。据传，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这里的战士在祖国西南的边境山头，用乡音作通讯的密语，立下了战功。这里的人好食海鲜，我记忆中，每年开渔后的鱼市场如春运的车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小时候，我跟在母亲身后，在胶鞋和胶框接踵的繁忙景象中穿梭，为的是买到刚出水的梅童和白鲳。
对我来说，故乡一直是那么独特，又无可取代的存在啊。所以，当我第一次有机会决定摄影机对准的地方，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故乡，温州瑞安。我的少年以及大半个青春期是在瑞安度过的。2020年，当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家庭和青春的剧本时，故乡就成了一个无法绕过的主题。那里，有我赤脚赶海爬过的堤坝，有我呛着水扑腾过的游泳馆，有我放学下课跑过的螺旋型的楼梯。这些场景后来都出现在了电影《鱼刺》里。
我私以为，影像不能脱离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而独立存在。事实上，这是一部从我身体里长出来的电影。创作它的过程也是疗愈自我的旅程。《鱼刺》的主角李琪敏感而自尊的个性与青春期时的我极其相似。我曾是个害怕辜负别人期许的人。当在某方面表现得差强人意之时，我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害怕把薄弱的一面暴露给别人看。初高中时，一旦重要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就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如今回想起来，自然会觉得当时的心态小题大做了。但是，那时候世界多小啊，学校和家两点一线基本构成了我世界的全部，一门功课不及格足以让我的半个世界崩塌。我害怕的不仅仅是学业的失利，更害怕我成为父母眼里不争气的孩子。
这种心绪哪怕成年后，仍时不时冒出来，困扰着我。
我家族的亲戚里，有卖手机配件的、搞海产批发的、做汽车配件的还有当医生做老师的，唯独没有拍电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拍电影在我的家人眼里意味着不务正业。以前逢年过节，在家庭聚会上，父母被问及我在做什么工作时，他们会快速而含糊地说道，他搞影视的（似乎这几个字很烫嘴）。有一次，一个远亲问我，听你爸妈说你也在做餐饮啊。我听完很懵，过了片刻反应过来，才知道他听岔了，以为我是搞饮食的。我说我不是，我偶尔接些广告（那段时间我在做广告剪辑）。对方恍然大悟，说，噢，那我餐厅的户外灯箱可以找你做吗。
在我的家乡，拍电影的稀缺程度可能不亚于当宇航员。可我恰恰就走上了这条极少人涉足的道路。回想起来，拍电影这个念头已经伴随了我十几年了。在我想要报考电影院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当年的艺考时间。大学四年，我在一所政法学院的英语系做着电影梦。我假借学习英语的名义，看了数百部英文字幕的外语片，其中有法国新浪潮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新黑色电影、三大影节的获奖电影等等。这些片子一度让我踌躇满志，但是，当我第一次拿起摄影机，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拍的片子不仅声画不同步，连画幅都错得一塌糊涂，输出的画面像个“回”字，上下左右都留着粗粗的黑边，截掉了演员的半张脸，只剩下一张嘴诉说着无奈和失败。
后来，我意识到，拍电影是个动词。只有不停地拍，才能接近电影。在拍电影这件事情上，我或许挺愚笨的，一直在边学习边反省。我一直提醒自己切勿眼高手低。直到如今，我的创作依旧是半野生的状态，每次拍摄依然会令我焦灼不安。好在我不再那么害怕失利了。一部片子拍不好，那就拍下一部，不过分内耗。争取一切能够实现拍摄的机会。我知道，拍电影这事对于新人来说可太不容易了。
2022年8月31日，是《鱼刺》开机的日子。我记得那天的第一场戏，是李琪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睡着了，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这是一场关于台风天的戏。我记忆里的台风天，是学校停课，躲在家里听窗外呼呼的风声。而在我们开机后的那几天，台风的外围风圈从浙南沿海擦过，似乎与电影中的现实形成了呼应。
电影里，李琪时常去水族店看别人寄存在那儿的水母。而现实里，我们美术组寄存在水族店的水母也常被询问是否出售，而老板的回答和电影里一样。还有件轶事是在杀青后的一年，我回到电影里水族店的取景地补录环境声。老板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欸，你今天来拍什么呀。那一瞬间，我恍惚了，似乎这电影未曾杀青。
拍完这部电影，我常常在思考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安德烈·巴赞曾经表达过，人类拍摄电影是出于一种“木乃伊情节”。因为影像记录了时间以及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电影的创作背后有着和古埃及人对于追求永生相似的动机。拍《鱼刺》其实也是为了把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光和记忆留存下来。换句话，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再现生活的某种面貌。那么，什么是生活呢，我很赞同某位豆瓣网友的短评，生活就像剥烫手的皮皮虾，为了吃饭要给它剥开，然后剥着剥着就不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