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说这是一部弥漫着品钦式偏执和历史幽灵的政治惊悚寓言，但在对“美国神话”进行结构性祛魅过程中，哪怕仅是在前二十分钟，我就已经感觉到PTA所希望在这部作品里完成的对在后意识形态景观中宏大革命斗争与琐碎日常战争是如何在同一套黑色幽默逻辑下同构、循环的揭示呈现，说实话，其实让我回想起了《绝望主妇》，且到最后，我并不认为做得比后者好。

这种比较可以先从它们共同采取的叙事系统开始：即将一个地理或生物学的基本单元——紫藤巷的社区或PTA电影中流亡的前激进左派家庭——抽象为一个微观宇宙。在这个封闭系统内，所有外部世界的宏大撕裂（性别、阶级、宗教、政治极化）都被内化、压缩和畸变，推动叙事的永不休止。对于紫藤巷这个被致力修剪至完美的郊区神话theme park，其叙事张力恰来自于完美表象与混乱内里的持续搏杀。每扇紧闭的家门后都上演着对体面、家庭价值与中产阶级规范（及其道德破产的抵抗）的日常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的循环性构成了对“美国梦”永恒进步许诺的犬儒式反驳。PTA在《一战再战》里则将这个“微观宇宙”进一步原子化至家庭这一意识形态的生物学载体。革命理想本身演变成为了家庭创伤的根源、性政治的讽刺与日用品化了的意识形态（曾经的政治宣言被降格为“通关密语”，在新的庇护城市中成为一种复古的、半遗忘的文化符号）；革命理想的继承也不再意味着庄严的火炬传递，而通过颓废父亲与反叛女儿间的性焦虑、代际创伤和黑色幽默式叛变来扭曲完成。家庭内部的爱恨、结盟与背叛，直接映射了外部世界宏大的意识形态角力，甚至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替代了它。革命的失败同样不再是街垒上的鲜血，而沦为父亲在餐桌上尴尬的沉默，以及女儿为自己混乱的私人生活辩护的无政府主义信条。

为此，PTA 进一步用宽画幅与调度聚焦于前革命者父亲的狼狈逃亡与对女儿的追寻，指向了宏大理想的滑稽衰落，并由此赋予了一种不相称的历史重量。但这种衰落却是为历史幽灵所迫的——这不仅意味着电影中的每一个偏执行为，都可追溯到一个“历史的创伤原点”，电影中“战争”（Battle）的语义也因此被局限于过去对当下的闯入、打断与威胁，所提供的是对“旧有体制”及其失败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在结构上是线性的、有起点的。另一方面，事实上，PTA也是如此制造影片中的时空错位感。通过将原著故事的时代背景（里根时代对60年代反文化的清算）带入至当下持续的震荡节奏，并借由“通关密语”与老派的追逐逃亡情节之类的疏离装置营造出一种复古。

而另一方面，电影的核心叙事问题是“父亲能否找到他的女儿？”以及“成为一个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PTA将革命置作背景与文化氛围，最终主题仍然是人与其以情感为起点的抵抗方式。这种聚焦于“父女情”和“爱具体的人”的伦理剧转向其实很滥情，也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品钦式政治讽刺的系统性批判力量。更不用说当PTA把革命的本质简化概括为“为爱而做的事”了，使得这个政治寓言尽管意图挖掘一个历史的废墟，并以此揭示抵抗的循环和徒劳，但在终点处对爱与救赎的尝试（尽管是扭曲的）却仍暗示了线性历史的悲歌。

而尽管在第一季，以及之后的许多情节中，紫藤巷的妇孺老少们都或多或少地同样面对着各自过往对当下的骚扰，但她们的“战争”更多是内在的常态，是维护阶级地位、婚姻忠诚、邻里秘密的持续性斗争。谋杀、谎言、通奸、秘密并非历史的遗留，而是她们各自在当下的选择。在呈现上，《绝望主妇》所植根的也是摄制、播出现时的郊区景观和媒体伦理。通过对美国梦外衣下阶级、种族、性别、道德的即时性与无休止撕裂琐碎交织，并以其肥皂剧的“无限循环”和“高密度日常”证明战争其实并非革命的遗留，而是未来的代价。日常在每个琐碎的结局处都不留情地承诺了下一次更黑暗的背叛，提醒着与它的战争毫无荣耀。如果说PTA试图以一种史诗的沉重来承载家庭的轻浮，《绝望主妇》则用另一种轻巧彰显了它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