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三姐妹的故事》时，首先需要反思一个问题：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值得被记录？纪录片的本质往往不仅仅是展示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人物，它更重要的功能是捕捉日常生活的脉络，并通过镜头为社会提供一种反思和观察的角度。《三姐妹的故事》虽然在艺术性上或许未达到高度，但却成功地展现了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微观图景。通过这部纪录片，创作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普通人生活的点滴中，看见时代的变迁，填补官方历史书写之外的缝隙。

该系列纪录片采用非虚构的文字记录配合画面，并且用低沉的旁白音为观众提供对人物情感的解读，配乐铺得很满， 这种旁白的使用并未能有效地提升沉浸感，反而有时显得过于生硬，破坏了影像本身的节奏与氛围。 那个年代的电视台纪录片基本上都是如此，因为是定期跟踪回访拍摄，因此常常用彼刻的影像配上此刻的故事，人物情绪则通过采访讲述，因而未能用影像还原时空的完整性和当下性。

尽管如此，《三姐妹的故事》在创作上的最大优点是作者意识的剥离。虽然存在一些煽情的段落，但整体上创作者已经尽了最大限度去克制，让人物和事件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以三姐妹为圆心，众多人物构成的网交织出一幅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图景。

在当下回看，更多是感叹，在那些年里，普通人的故事仍然被（央视镜头）用心捕捉，虽然截止至目前，豆瓣上标记看过此片的也仅有1458人而已。

疫情三年，官方纪录片中难以见到大量反映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真实纪录。 我们能看到的，是那些宏大叙事和抽象化的历史事件，而普通人的历史性创伤和生活琐碎却常常被忽视。

就这部纪录片而言，真实就是最大的力量，超越了一切所谓对艺术的追求。

B站购买了前面六集的完整版，央视网上有后三集续集，央视网版本每集只有24分钟，删去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段落（例如后来当上人大代表的工友频繁收到反映工人生活状况的信件），不知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

从内容上看，很有些独立纪录片的味道，当然，最早的那些独立纪录片都是电视台“正规军”业余生活中“玩票”的结果，上世纪的官方纪录片常常用词也很“大胆”。

回到影片本身，贯穿十数年光阴的关键词是“回家”，每一集都有三姐妹及其家人过年回家团聚的场景，千禧年初人挤人的火车站，逼仄的车厢，提心吊胆的旅途，“春运”这个词被影像具象化，在城镇化改革、工业化浪潮下，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哪里有钱就去哪里”，在外漂泊与机遇共存，但根植于血液中对家族的依赖和对故乡的眷恋始终未曾改变，他们从未遇到过身份认同问题，因为总有一个“家”在那里，“家”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精神图腾，它承载着他们的情感、记忆与责任，是他们在外奋斗时的心灵支柱。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流动迁徙等各种问题，城市一代估计很难感受到这种乡村社群的情感纽带，对大多随父母进城定居的农民工二代来说，“家乡”只是一个过年时不得不回去的陌生乡野，有着大群叫不出名字的“亲戚”，睡不惯的硬板床和不太熟悉的方言。在城市中，他们可能早已融入新的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家乡那片土地和曾经的生活可能也会随着父辈的记忆逐渐远去。我就是这一类小孩，幼年时家乡尚未铺上沥青路，汽车都不大能开进山里，群山中的破旧村屋实在不太能讨我喜欢。但当我长大后，倒是时不时想迫切知道些关于家乡的事情，思考到这里，不由得感叹，如果把我爸七兄弟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大约比三姐妹的故事更跌宕起伏。普通人的故事得以通过影像保留，实在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除城市中的“移民二代”外，留在村中的小孩则变成了留守儿童。 尽管这类儿童的命运没有被大篇幅呈现，但它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留守儿童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我大概做过2-3年留守儿童吧，其中只有一年有所记忆，这使我能够深切共情片中的孩子们，片中展现出的情形似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片中没呈现出另一类的留守儿童群体，就是那些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老人不懂教育，乡镇学校教育资源较差学习氛围不好，因而早早选择辍学外出打工的孩子，这一类在现实中也相当普遍。

除表妹的孩子意外走失外，三姐妹及其周边家人的生活基本算是平平淡淡，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偶有湍流，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如同平缓的河流静静流淌。 在平凡的日常中，他们经常面对着家庭、工作、生活的各种挑战。

纪录片最早是从新闻片开始的，人们渴望知道在自己生活之外发生的故事，当故事离自我的人生越加遥远，则越加吸引人，《动物世界》和各类旅游纪录片拥有着最大受众足可说明这一点。后来纪录片乘着人类学的东风，成为田野调查的影像记录工具，《纳努克》当然是鼻祖和典型。后来纪录片又成为社会性事件记录和回溯的工具，直到让·鲁什在一个夏日将摄影机扛上街头。纪录片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这件事的意义不亚于欧洲文艺复兴提出人本主义。

在城镇化趋势渐显的90年代，《三姐妹的故事》从人潮拥挤的春运车站开启，这一镜头意义非凡，字幕“这是中国大地上每年都有一次的大规模迁徙”也开宗明义地说明了作者的意图：试图通过“三姐妹”寻找一类典型，这类典型被称为“农民工”，是第一代从农村移民向城市的人群，“春运”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说明中国社会正经历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巨大流动性。福柯所称的断裂指的是前现代的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巨大沟壑以及历史的非延续性，《三姐妹的故事》也许无意中捕捉了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的断裂。

在这一断裂过程中，出现了“春运”“留守儿童”“城乡问题”等各类现象，创作者在试图捕捉这一过程，在央视官方节目介绍中也写道：“该片几乎见证了中国农业社会15年变迁的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节点、各个重大事件，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一部电视文献，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学价值和珍贵的生活档案价值。”

《三姐妹的故事》也是一次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纪录片创作实践，视角是宏观下的微观，人潮拥挤下的春运火车站中的三姐妹既是作为个人的主体，也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微观客体，在长达十六年的观察过程中，横亘着西部大开发、南方大雪灾、汶川大地震、农民工讨薪、广西传销肆虐等历史性事件和社会现实，在影片中，三姐妹是参与者，但也像旁观者，很多事件主角们并非亲历，但也被裹挟在大的历史事件中。

《三姐妹的故事》作为一部关于普通人的纪录片，它的意义远不止记录个人命运。它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对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维度变迁的生动写照。它展示了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艰辛与希望，也在不经意间刻画了时代的断裂与过渡。通过这种平凡的故事，纪录片的创作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正是这部纪录片最宝贵的地方。

在今天，回看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值得被记录，为什么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瞬间，其实是构成社会变迁最真实、最深刻的痕迹。但这类纪录片是亟待被阐释的，它们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原始文献材料。《三姐妹的故事》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呈现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它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观察，更是对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纪实。每一个看似简单的细节背后，都隐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巨大变动，而这些微小的变动汇聚成了历史洪流中的波澜。

纪录片中展现的农民工群体，并非只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动的劳动力”，他们的生活与奋斗，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三姐妹的故事里，那些关于回家的情节，关于乡愁的表达，反映了一个社会中最根本的情感和价值体系。尤其是在一个长期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家庭与故乡依然是许多人心灵的支柱。即便身处远离家乡的城市，他们依然无法切断对家乡、对父母、对根源的深深依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断裂，农村与城市的鸿沟变得愈加明显，但这种情感纽带却在无形中塑造了个人的生存态度与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部纪录片提供了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变迁的深入观察。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许多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经历了剧变。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到现代化的城市社会，许多人不得不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精神的迷茫。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到城市化的推进，再到社会各个层面结构性调整，这部纪录片将这些时代脉动通过个体命运生动地呈现出来。正因为这部纪录片聚焦于平凡人群体的故事，它能够让我们从细微处看到大时代的印迹。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许多类似三姐妹这样的普通人故事可能被淹没在喧嚣的新闻和娱乐中，但这些故事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社会的底层面貌与广阔的生活脉络。

因此，对普通人的纪实纪录片是社会学研究的宝贵素材，是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理解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中，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与解构的空间，使我们能够从更加细腻的角度去审视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生活，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