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颠倒的观影顺序，道德三部曲中《破浪》是我观影的第二部。

拉斯的角色越契合于道德，我就越无法将他的作品放在悲剧视角感受，一来是角色的悲往往让我无法感受到自身的“缺失”，面对影片纯洁的道德与斑驳的现实土壤的永远对立，我们的视角始终带有狭隘的犬儒的色彩，望向Bess、Selma的道德困境很难不后退，（尽管可以对她们的动机充分理解，她们的形象也是何其饱满），用此种心态我似乎可以自然地理解评论《黑暗中的舞者》为“史上最肤浅最糟糕的电影”的影评人布拉德肖的感受，可能他会默念：“人怎么能这样？”。其二可以用这一例子解释：在Selma行刑前手指发抖时候，对于故事如何“极端”、人物如何“纯洁”的理解被拉斯带回到“现实的人”，他让人物的裂隙在某一短暂、又合情理的时刻填满，（Selma面对死亡的恐惧而“手抖”——她并非有脱离人性的至高的勇气）在“一down到底”的情绪列车中，裂缝填满的原质显现更能为不适的观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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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弃真正的现实主义观看经验，面对极端悲剧造就的“崇高”但虚假的反现实，我们会很容易地会靠近这一问题：“这是不是真实的现实”，而在后政治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中，部分观者本身就不缺少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思考，“强奸现实”的激进策略是起到“武器”般的效果？还是这本就是合乎秩序和审美的“特殊性”变相——拉斯作品加上他的各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行为（“违反道格马95《纯洁誓言》”、“拍摄porn”、“我理解纳粹”随后又公开道歉）。由此构成的“策略”的矛头也许会不再锐利，甚至曾经质疑的评论回过头来将它接收（或许现在某种推崇正在接收——“拉斯评论”如此泾渭分明），但我还是想自私地说，“坏蛋”是不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