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看待银幕作家笔下的灵感危机电影？

自《日落大道》以来，一种“缪斯模式”不断在这个题材内上演：

失意作家陷入低谷，开启寻求灵感之旅，他们或进入古怪场域（《巴顿·芬克》），或彻底遁入自我的离奇（《改编剧本》），而终有一位缪斯，以一种崩塌焚毁式的收场，终结这场作家理性的危机，弥合他们与感性世界的鸿沟，灵感也在此时，再度如黎明天光般乍泄。

时至今日，这种“缪斯模式”无论再卑微真诚，甚至如洪尚秀《小说家的电影》那般完全替换性别，也难免在《西比勒》这样的女性灵感危机电影前显得陈腐。

男性作者对缪斯的渴求，仿佛非要一位混合性与灵的女性形象，才能引领他们穿过迂腐缠身的现实，进入下一段崭新的迷茫。在性别议题上，《日落大道》后的灵感危机电影甚至是一种倒退，就女性形象客体化的丰富度而言，《日落大道》中的诺玛在开端既是顶峰，因为她仅凭一人，便完成了整个理性危机的塑造。

即使如此，茹斯汀·特里耶在《西比勒》中也仅仅提供了一种镜像，她书写属于女性的现代危机，剥离了男性作者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对现状和危机根源的描述，《西比勒》未能比《改编剧本》或《巴顿·芬克》更进一步。他们依然停留在人物内心，而未能直面那种模糊的现代性愁绪，那股在当代熊熊燃烧的理性之火。

灵感危机，实则是理性危机

《红色天空》的文本相当简洁，佩措尔德用一个轻巧的开场，完成了同类影片连篇累牍才能建立的表达：

错乱的理性像一辆半路抛锚的车，从车上走下的人失去直达终点的工具，只能凭借直觉徒步进入森林；消失的伙伴重新现身，立即成为与自然合谋的敌人，恐惧让友谊的玩笑变成争斗，柏林来的现代人，自此开始理性的冒险。

作家被抛入荒野，这是灵感危机故事最讨巧的地方。

我们很容易想象都市人进入荒野的情形，若非经过训练，失去现代工具的他们会被剥离赖以生存的理性，因为建构于都市的日常理性在野外无处施展。除非这些都市人也崇尚自然主义，或是写生画家、作家。

荒野对作家具备意义，因为荒野本身也能构成作家完成职能的材料，因为人与其社会职能在当代牢牢绑定。现代理性已将作家视作一种职能。正如片中的交锋：修房子是工作，清洁卫生也是工作，而作家为何只称写作为工作？这几乎是一种来自前现代野蛮人的嘲弄。

荒野是一种比喻，一种令现代人无所适从的环境，正是抽象意义上，人类共同面对的理性危机。荒野可以是丛林，也可以是墙纸剥落的旅馆房间、不可能完成的改编任务，错综复杂的荒诞剧组……在灵感危机的故事里，作家面临的实际是理性危机，想迈过它，必须对自我巡视，也即完成对人类普遍理性的检阅。

因而，这些故事里的作家无一不是最理性的人。

他们信奉天道酬勤，正如巴顿·芬克厌恶邻居的骚扰，查理·考夫曼因工作拒绝女郎回家的邀请，莱奥拒绝去海边游泳的邀请；他们同样精于工具理性，即使那是种道貌岸然，巴顿·芬克还是会请名作家代笔为其改稿，麦基的成功令考夫曼低下头颅，莱奥招待编辑也会预订最好的房间。

可迟迟不来的灵感，不断证明这些命题的失灵。天道并不酬勤，钻营不一定会有结果，麻烦缠身之时，人需要重建的是整个心灵。

这条追求灵感之路，即是现代理性人被抛入荒野的旅程。

克服爱，理性再无敌人

在灵感危机的故事中，拯救作家的缪斯总是理性的敌人，是柔软的爱情将人从固执和偏见中拯救出来，无论这种偏执是对荣华富贵的渴望、发因于才华的自尊，或是那个最简单而深嵌的念头：我要成为作家。

可在《红色天空》中，我们看见了一个克服缪斯的人。

影片用整个第一幕描绘了莱奥拒绝缪斯的过程。在未曾与对方碰面时，他内心的理性铁律已在抗拒她的出现，而目睹她红色的身影后，他依然拒绝与对方进一步交流的可能。尽管意识的暗流让他前往了海边，让他对竞争对象游泳安全员充满恶意，他还是什么都没做。他内心无人知晓的争斗正是山火的火种：理性以为战胜了欲望，而意志早在暗处燃起焚毁一切的大火。

随着影片继续进行，理性也以更多的方式压抑着爱欲。它有关自我尊严，不允许莱奥在爱人面前失足扭脚；它围绕异化劳动，爱欲对象半夜现身床侧，莱奥还是只关心自己的睡眠质量而无半分邪念；它嘲笑她的东德口音和底层工作，用都市文化的身份蔑视爱欲；而最高潮处，爱欲却以魔法战胜魔法，文学博士的名头让莱奥的理性屈服，他终于爱上了她，却是因为再也没有不爱她的理由。

克服缪斯的过程是痛苦的，在这个进程里，人就像被山火点燃的野猪。

作为对照的同性恋爱人，则成为了诠释这场大火的脚注。

爱欲虽然再也无法抵抗当代世界的理性山火，却依然在最后时刻手拉着手，忍着焚身之痛，维持着爱欲自身的形状。而另一头，理性再无敌手。他对此等壮烈的人间景象再无知觉，他流不出眼泪，只能继续思考如何善后，才能让这场山火彻底平息。

21世纪的灵感危机

可以说，《红色天空》是一部绝对的当代电影，在灵感危机故事已被既有类型演绎出“缪斯模式”后，他给出了一种“反缪斯”的方向。

而这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改编剧本》结尾不曾流变的花朵，或《日落大道》的作家之死，都构成了与《红色天空》中山火一样的指意。但佩措尔德却以一种德意志的思辨，找到了一个描绘当代人理性危机最为准确的图景。

理性一直、且终将胜利着，即使其过程伴随着爱欲的反抗，这在当下已成为人类最大的危机。

银幕作家们一再书写灵感危机的故事，实则也是对自身现状的反写。正如我们在此批评一些影片的陈腐，在当今性别议题、阶级问题如此凸显，以至于创作者也不得不面临观众的理性批判时，依靠自我趣味自由创作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本应自由的创作念头，总被另外的七八个念头制约着（正如查理·考夫曼在其小说《蚁》中所讥讽的）。

在生活领域，科技则正将人类带向一个非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理性将成为绝对的主人，缪斯将失去踪影，或也被嵌入理性的图景。

就像《红色天空》末尾，缪斯断去双腿，坐上了轮椅，成功的文学作品，不再是她耗尽耐心赋予的灵感，而是理性对理性的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