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悖谬化的生存环境
卡夫卡生于1883年，他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文化史上的转型期，古希腊以来欧洲社会建立的秩序开始受到挑战，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理性主义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人们重新踏上了寻“根”的道路，为了探寻人类的根基问题，人们变得异常地焦虑。
这样的一个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人的异化现象日益严重的时代，就是卡夫卡所处的时代。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价值观的崩溃、精神的匮乏等都使人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不可把握和难以预知，人是如此地渺小，面对世界无能为力，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变得越来越厚。社会、文明、人性都极其复杂的这种大环境，也决定了卡夫卡的艺术创作须采用悖论和隐晦的方式去进行，他深深地体验到人类生存的困境、社会的荒诞，只能怀揣着渺茫悲怆的希望奔走在那个实则毫无希望的世界中，正如他笔下的那一个个主人公一样。卡夫卡通过他的笔杆子，透过那一个个荒诞离奇的故事，通过各种手段、各种体裁来表述那种孤独、焦虑和无奈，来表现人类社会所而临的生存困境，揭示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戕害。
尴尬的民族身份
卡夫卡的身份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他是居住在布拉格的犹太人。1883年，卡夫卡在捷克出生，当时的布拉格仍然是波希米亚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一个来自外省、来自捷克农村的移民，本应是捷克人，但他在苦心经营事业的过程中意识到，只有和那些富裕的、说德语的犹太精英站在一起，才能够获得社会对自己的尊重，他才可能拥有美好的前程，因为他们在当时布拉格的社会生活和商业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赫尔曼一心只想跻身德国上流社会，给卡大卡，连同其它的五个孩子都起了德语名字，并且让他们进入到德国人办的学校里受教育。
作为生活在此种大环境下的犹太人，卡夫卡的生活状况是如此微妙，他始终努力在复杂交错的网络中寻求自己能好好生活的一个支点。卡夫卡生活在捷克人的群体当中，但他使用的却是德语。“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经历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他在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的身份是如此地尴尬，这对他的性格产生了的巨大影响。
父亲的专制与暴力
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就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控诉，他在36岁即将去世时写下的这封信，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对父亲的残暴和专制进行了义正言辞的揭露和控诉。他在28岁时回忆道：“我何尝不想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年轻的时候，讲他的父母，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让人难受。”
父亲赫尔曼，在卡夫卡眼里，就是“权威”的代名词，他就是“法律”，他总是站在制高点，对自己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儿子与他相异的观点和想法，在赫尔曼看来，都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处于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他，注重的也只是“有效行动的价值”，他追求的只有金钱和地位，而卡夫卡最为钟爱的写作，在父亲那儿，也被视为如此地无足轻重，父亲没法理解儿子对写作的热忱，他对于读书写作没有丝毫的兴趣，还始终认为儿子的事业和工作终会受那该死的兴趣的影响，阻碍卡夫卡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来说，卡夫卡和父亲之间是根本没有共用的语言的，父亲将写作看作是对他儿子的一种阻碍，这是卡夫卡永远也没法理解的事情，与父亲之间的这道鸿沟是永远也无法填满的。他想摆脱以父亲为象征的权势结构的枷锁，所以，他写作。
母亲的不理解
卡夫卡的母亲尤丽叶·卡夫卡优雅而随和，却常在卡夫卡试图反抗父亲的时候，将他起进父亲所打造的樊笼里，扮演着仿似猎人助手的角色。在专制的父亲那里，母亲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所以，卡夫卡的教育基木上就托付给了家庭女教师和没有感情的学校了。”——性爱觉醒的记忆与一个法国女教师和法国女人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卡夫卡和家里的妹妹们年龄差距太大，从小就很少和妹妹们一起玩耍，所以，卡夫卡在儿时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独自生活，一个人同奶奶、保姆、不怀好意的厨师、满脸不快的家庭女老师进行着较量。
卡夫卡始终认为，父母亲所扮演的，始终是迫害者的形象，摧毁着他的生活。对于家庭生活，他无比地害怕：“我没法和人们一起生活；我对我所有的亲人们充满憎恨，不是因为他们邪恶，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好……而仅仅是因为我必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正是我不能忍受共同生活的理由……公允地说，我喜爱所有的人，但这种喜爱并不够，考虑到身体的需要，与其住在那个夹在父母的卧室和客厅之里的房间里，我宁愿生活在沙漠里、森林里、荒岛上，那样我反而会更快乐。”
爱情悲剧的催化作用
在爱情和婚姻上，卡夫卡更是孤独的。妻子是除父母之外对人最为重要的亲人了。在卡夫卡短暂的一生里，与三位女性有过密切的交往，订过三次婚，退了三次婚，但终身未娶，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说到：“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得东倒西歪。”
第一段关系中，菲利斯（Felice）只希望找一个正常上下班的好丈夫，只想过着平凡的日子，生儿育女，在丈夫的阿护下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把孩子抚养长人，所以，菲利斯只是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觉得他只是拥有写作这一项挚爱的兴趣爱好而已。
第二段关系中，密伦娜（Milena）同卡夫卡一样也喜欢文学，所以，他能够体会和理解卡夫卡的作家身份，能够理解卡夫卡为何以作家自居，但是，她却还是未能走出现实生活对人们的桎梏，卡夫卡在她看来，也终为一个凡人，一个常人，一个为了生活不得已才去上班，但却喜爱写作的作家。
第三段关系中，朵拉（Dora）陪伴了卡夫卡的最后两年，她并不在乎卡夫卡的写作，而更担心卡夫卡的身体，她所期望的只是卡夫卡能够健康地活着，陪伴在她身边。
就这样，她们都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局外者，没法与卡夫卡的内心进行直接的谈话。他没有交谈者，所以他宁愿孤独。正婚姻会构成打破他的孤独和宁静的枷锁，卡夫卡才会矛盾地游走在是否要结婚的边缘，痛苦不堪。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曾回忆：“对卡夫卡来说，光是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种建设中是不可或缺的，仿佛是开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与其他圈子休戚相关。人们应该从这里来理解这种深刻的悲剧：周围的情况妨碍他迈出这走向充实的，即他在宗教意义上正确生活的第一步，妨碍他完全说出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说出的祈祷。假如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那么后来他做某些别的事情也就会更圆满成功。由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强加于人、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渐达到了形而上学的深处。”
卡夫卡的一生就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家庭，他都毫无安全感和归属感，在亲情和爱情中，他也感受不到一丝的温暖，他只能把自己囿于那个他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地洞中，悲伤着，无奈着，挣扎着，坚守着自己最后的希望——写作，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已经没有了出路。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也同他一样，都是拼命挣扎着的当局者，也是无可奈何地流着泪的孤独者。
节选自：陈岑. 论卡夫卡的“悖谬”[D].海南大学,2017.
